原告資格從“不利影響”到“主觀公權利”的轉向與影響
——劉廣明訴張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案評析
作者:趙宏  
    摘要:  2017年的“劉廣明訴張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案”再審裁定中,法院首次使用德國法上的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釋解作為我國行政原告資格基準的“利害關系”。從此前的“不利影響”到“主觀公權利”,劉案對域外學理的吸收,對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判定發揮了重要的推進作用。除引發我們重新認識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外,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鄱雜謚匭驢劑啃姓堤宸ㄓ胄姓咚戲ǖ墓亓?、原告資格與訴訟的整體定位關聯,以及如何尋獲權衡“訴權保障/防堵濫訴”的教義學基礎都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劉案裁定對上述理論的適用仍舊存在值得商榷的不當之處,案件未盡問題也不在少數。
    關鍵詞:  原告資格;利害關系;不利影響;主觀公權利;?;す娣?/span>

引言

原告資格的判定一直以來都是我國行政訴訟最具爭議的問題。自1989年《行政訴訟法》頒行至今,立法在此問題上幾經修改,理論界也為此付出了可觀的學術努力,但迄今仍未形成獲得普遍確信的判定步驟和思考框架。實務界在此問題上的最新推進是2017年的“劉廣明訴張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案”。在本案再審裁定中,法院首次援引德國法上的“主觀公權利”概念和“?;す娣丁崩礪劾詞徒庾魑孀矢窕嫉摹襖叵怠?。因為劉案的示范效應,法院在此后諸多判決中都開始適用?;す娣獨礪?、主觀公權利以及與其相關的“反射利益”等概念來框定我國的原告資格。我國在原告資格的判定問題上開始發生重要轉向。主觀公權利和?;す娣抖際塹鹿ㄖ械暮誦淖爸?,相較此前的“不利影響”標準,這些理論的納入會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我們對于原告資格問題的思考,其啟發意義又是否僅局限于原告資格領域,是本文嘗試對劉案裁定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核心學理進行闡釋分析的首要原因。但因為僅是初步嘗試,所以劉案對?;す娣獨礪鄣氖視貌⒎嗆廖尬侍?。此外,主觀公權利代表了德國在實證主義法學思想下塑成的公法權利觀,具有自成一脈的獨特性格,也依賴于自身法秩序的其他條件,這些是否會構成我們效仿和借鑒的障礙,劉案未有涉及,因此本文也嘗試對劉案的適用不當與未盡問題予以探討。

一、基本案情與核心爭點

劉案歷經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和再審的整體過程,其基本案情內容如下。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游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做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于江蘇金沙洲旅游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游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于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于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并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做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法院以被告做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符合法律規定為由,裁判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在二審法院以同樣理由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后,劉廣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二)核心爭點

本案的核心爭點即復議申請人劉廣明與張家港市發改委所作的《關于金沙洲旅游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游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之間是否有“利害關系”。與被申請的行政行為之間是否具有利害關系,是權衡當事人是否具有復議申請資格的核心要件。而《行政復議法》及其實施條例對此問題的規定,又與《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的規定完全一致。因此,無論是復議申請資格還是訴訟的原告資格問題,最終都凝結為如何對“利害關系”予以理解。

本案的一審判決和二審判決均以劉廣明與823號通知“沒有利害關系”為由,駁回了劉的訴訟請求。對此,一審法院給出的理由是,“本案中的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后做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并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后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并不具有利害關系”。

“利害關系”成為衡定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核心基準歷經一定時間,其內涵外延也有一定變化?!襖叵怠背晌夜孀矢竦吶卸ɑ際甲?000年的行政訴訟司法解釋,但其同樣添加了“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作為限定。這一規定為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法所吸收。但為進一步擴寬原告資格,修法時又將原來的“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擴張為“利害關系”。我國關于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法律規定也因此明確為,“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據此,行政訴訟的原告類型區分為行政相對人和利害關系人,而行政相對人的原告資格獲得普遍承認,唯有在判斷相對人之外的相關人,或說是第三人時,才需要借助“利害關系”的標準。

二、論證過程與法院說理

本案的核心爭點是劉廣明與張家港市發改委的823號通知之間是否有利害關系,而再審裁定也圍繞這一問題展開。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再審裁定又依照如下層次逐次展開。

1.何為“利害關系”?

既然判定相關人原告資格的基準在于“利害關系”,那么本案裁定首先對何為“利害關系”進行解釋。盡管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法時用“利害關系”取代了“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嘗試借此釋放出原告資格應放寬解釋的訊息,但本案裁定在解釋“利害關系”時,仍舊認為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于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同時,“因為行政訴訟乃公法上的訴訟”,因此,“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在進行上述鋪陳后,法院在裁定開篇即明確指出,“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與之前諸多判決,包括本案一審、二審判決借由“不利影響”或“直接影響”來釋解不同“利害關系”不同,本案裁判首次適用了“主觀公權利”概念,并將其作為釋解原告資格的全新學理。

對于主觀公權利,本案裁定盡管只是簡單地將其界定為“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但仍舊嘗試從兩個方面對其輪廓予以基本澄清:首先,主觀公權利區別于反射利益,后者并不屬于公法上的利害關系,因此也就不能訴請司法?;?;其次,主觀公權利一般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裁定還舉例示明,“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

2.為何是主觀公權利?

本案裁定將“利害關系”釋解為“主觀公權利”,并將其作為判定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全新基準,就會引出如下問題:司法裁判為何選擇“主觀公權利”這一域外概念釋解我國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其理由和依據何在。劉案裁定接下來解釋,這一納入又與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整體功能定位有關:“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ず腿嘍降耐騁??!薄暗姓咚纖溆幸歡ǖ墓嫘?,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范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て渲鞴酃ɡ侵髡瘧;て浞瓷湫岳嫻牡筆氯??!奔熱恍姓咚系墓δ苤饕謨詬鋈巳ㄒ嫻謀;?,那么將原告資格限定為主觀權利,強調“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這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并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也就顯得合乎邏輯。

3.如何判定主觀公權利?

在將原告資格中的“利害關系”釋解為主觀公權利后,對如何判定主觀公權利的問題,劉案裁定當然地吸收了德國法的一般思路,即訴諸“?;す娣獨礪邸??!氨;す娣獨礪邸被頡氨;す娣侗曜肌?,是“以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ぴ嫠咔氡;さ娜ɡ蚍繕系睦媯ㄒ韻巒吵迫ㄒ媯?,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準”。據此,從本質而言,?;す娣獨礪凼墻櫨啥允堤宸ü娣妒欠窬哂小案鋈死姹;ぶ趕頡?,來判定個人主觀公權利的存立。在裁判者看來,訴諸?;す娣獨磁卸ㄖ鞴酃ɡ?,不僅將“法律規范?;さ娜ㄒ嬗肭肭筧ɑ∠嘟岷?,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而且也與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さ娜ㄒ?,并不是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さ姆繕系娜ㄒ?,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とㄒ嬤樾?,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準”。

4.如何適用?;す娣獨礪??

?;す娣獨礪勱鞴酃ɡ拇媼⑾滌詼允堤宸ü娣兜摹案霰鵠嬤趕頡鋇奶角?,其本質仍舊是法律解釋問題。由此,在如何適用?;す娣獨礪畚侍饃?,尤其是如何解釋行政法規范的“私益?;ば浴蔽侍饃?,劉案裁定同樣給出了相應的指針,“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さ娜ㄒ娣段У慕綞?,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で倚枰;さ睦?,屬于法律?;さ睦?,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為避免法官在解釋過程中的褊狹,劉案裁定也特別強調在解釋法規范的利益指向時,應從整體出發,“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但這種體系化解釋同樣有其界限,基于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但又的確值得?;で倚枰;さ娜ㄒ?,擴張解釋為法律上?;さ娜ㄒ?,仍應限定于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5.劉某在本案中是否有主觀公權利受損?

在將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界定為主觀公權利,并將其判定方法回溯至?;す娣獨礪酆?,本案對原告劉廣明原告資格的判定,即轉化為探求張家港市發改委在做出823號通知時,所依據的實體法規范是否要求其考慮、尊重和?;ち豕忝韉母鋈巳ㄒ?。法院在此首先列數了市發改委做出通知所依據的實體法規范,包括“《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準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法院在解釋上述規范的“利益?;ぶ趕頡筆比銜?,它們所?;さ鬧皇恰拔ぞ冒踩?、合理開發利用資源、?;ど肪?、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公共利益,這些條文“并未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せ蛘嚦劑肯钅坑玫胤段詰耐戀爻邪ǖ謀U銜侍狻?。既然條文內容并不包含對劉廣明等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個人利益?;ぶ趕?,那么“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并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經由上述分析,本案裁定最終確認,“即使張家港市發改委做出823號通知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在適用了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壑?,法院仍舊確認,劉廣明并不具備行政復議的申請人資格和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

三、核心理論與納入意義

劉廣明案事實并不復雜、爭點也相對單一,而一審、二審和再審的實質內容都基本相同,都否定了劉廣明的原告資格。但劉案的再審裁定之所以成為典型,并在行政審判中影響重大,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借由域外理論對我國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予以了重新界定。在此前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司法審判對于“利害關系”的界定標準一直都是“不利影響”或是“實際影響”。劉案的一審與二審判決顯然也是沿用這一傳統思路。將利害關系等同于不利影響,或是實際影響,顯然是基于對《行政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系統解釋而得。而這一點同樣曾獲最高人民法院肯定,“‘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是被訴行為對自然人和組織的權利義務已經或將會產生實際影響,這種利害關系,包括不利的關系和有利的關系,但必須是一種已經或必將形成的關系”。

但在劉案的再審裁定中,法院對于“利害關系”的解讀卻發生重大轉向:法院對原告資格的判定,不再關注個人權益“是否受到損害”或者“是否有受到損害的現實可能性”,而是著重考察其是否存在行政實體法上的主觀公權利。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垡慘虼巳〈安煥跋臁?,成為判定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全新基準。在挖掘這種標準替代的啟發意義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裁定中涉及的兩項核心理論進行簡要梳理。

(一)核心理論

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劬醋緣鹿?。德國法同樣用其以判定行政訴訟原告訴訟權能(Klagebefugnis),而德國法上的訴訟權能與我國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基本相當,鑒于我國行政法與歐陸法系在理論與制度上的親緣性,這一點也成為德國學理為我國行政審判所借鑒的重要原因。

1.主觀公權利

在德國現代公法中,主觀公權利(subjektives Recht)被定義為“個人在根據公法規范所享有的,為自身利益而向國家要求為一定行為、不為一定行為或承擔一定容忍義務的權能(Rechtmacht)”。從歷史淵源而言,公權理論是19世紀法學發展的產物,其系統建構可追溯至耶利內克。耶氏根據“地位理論”(Statustheorie)對公民的主觀公權利予以體系化歸納,并以此徹底破除了絕對主義主權觀念下的“公權否定說”。自此,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不再只是客觀法秩序,而是與私法一樣的個人請求權體系;個人也不再是國家作用的“客體”,而一躍成為向國家擁有權能的“主體”。在耶利內克之后,布勒(Otto Buehler)又對主觀公權利理論進行了重要發展,他不僅提出了迄今仍在沿用的主觀公權利的經典概念和判定公式,而且摒棄了耶氏公權理論中的“自然法”意味,使這一概念徹底轉向實證法的框架下。

主觀公權利理論的本質是確立和界明個人相對于國家的法地位(Rechtsstellung)。因為這一概念的提出,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不復是絕對主權國家之下的權力作用關系,而是被重塑為相對對等、彼此獨立、權利義務交互往來的法律關系。但因為實證主義法學觀的影響,主觀公權利又與英美法傳統下的“自由觀”截然不同。其中的差異或者說主觀公權利的核心要義又表現為如下幾點:其一,主觀公權利概念建立在客觀法(Objektives Recht)與主觀權利(subjektives Recht)相互區分的基礎上。公法不僅是客觀法秩序,同樣也是個人的主觀權利體系,這一點是對此前一度甚囂的“公權否定說”的否定,德國法也因此將由耶利內克發啟的公權運動稱為“公法秩序的主觀化”(Subjektivierungderoeffentlich-rechtlichen Rechtsordnung);其二,主觀公權利的產生依賴于客觀法,即“權利法定”。公權學說并不承認個人相對于行政的“先于法律”或是“先于國家”的概觀的、抽象的一般自由的存在,相反認為個人針對行政的請求權由具體的實定法來確定,而個人的法律地位也由這些從實定法而來的具體的、個別的單項請求權所塑造;其三,客觀法與主觀權利并非一一對應,即并非所有的客觀法都會構成公民的主觀權利,某些公法規范只是設定了行政執行法律的義務,但與這些公法規范對應的卻只是個人的反射利益(Rechtreflex)?;謊災?,與客觀公法對應的空間是由“主觀公權利+反射利益”共同填滿的。由此,盡管個人在公法上的權利可被稱為“法律執行請求權”(Gesetzesvollziehungsanspruch),但德國法卻否定個人概括的“法律執行請求權”,認為公法請求權應是具體、個別的。至于何種公法規范會生成主觀公權利,就會涉及?;す娣兜氖視?。

公權理論在德國法中歷經復雜流變。最初的公權理論認為,個人的主觀公權利涵蓋了“個體相對于國家的所有法律地位”,其范疇既包含行政法上的主觀公權,也包含了國家法上的主觀公權,尤其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伴隨基本權利法教義學的形塑完成,德國出現基本權利和行政法上的主觀公權的理論二分(Lehrendualismus),主觀公權利的重心也轉入行政法領域,并成為判斷公民在行政法上的請求權的專屬概念。在行政法領域,因為基本權利理論的影響,行政相對人的主觀權利獲得普遍承認:只要訴訟原告是行政措施的相對人(Adressat),基于一般自由權中包含的“個人免受國家不當干預和違法負?!鋇囊?,就足以證明其主觀權利受損,而無須再尋求一般法依據。主觀公權利的判定問題也因此就集中于第三人(Dritt)或是利害關系人(Betroffene)領域。而對第三人主觀權利的判定,德國法依據的就是?;す娣獨礪?,即基于對“行政規范的私益?;ば浴鋇慕饈?。

2.?;す娣獨礪?/strong>

?;す娣獨礪郟⊿chutznormtheorie)一直以來都是主觀公權利理論的固定構成。在布勒提出的主觀公權利的三項判定要素中,?;す娣獨礪劬途悠湟?。除?;す娣獨礪弁?,另外兩項要件還包括:強制性法律規范(Zwingender Rechtssatz)以及法律權能(Rechtsmacht),或者說是訴訟可能(Klagebefugnis)。但在嗣后發展過程中,強制性法律規范和訴訟權能要件分別伴隨裁量理論的發展以及行政訴權的普遍化而被破除,主觀公權的探求和檢驗就逐漸凝結為:“客觀法規范在?;す怖嫻耐?,至少同樣服務于某個特定的人或人群的私人利益?!奔床鞴廴ɡ目凸鄯ü娣侗匭氚案鋈死嫻謀;ぶ趕頡保↖ndividualinteresserichtung)。

?;す娣獨礪垡?,公法規范在?;す怖嫻耐?,至少要同樣服務于特定的私人利益,始能確認主觀公權利的存在,而這也就使主觀公權利的存立系于實定法規范的“私益?;ば浴鄙??!八揭妗幣叵勻皇嵌運椒ㄈɡ礪鄣奈?,但其在公法中卻意義重大。因為所有的公法規范都旨在?;す怖?,而要求其必須兼具“私益?;ば浴輩拍萇芍鞴酃ɡ?,再次使主觀公權利與客觀法規范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被截斷。由此,?;す娣獨礪垡慘虼順晌種鞴酃ɡ頭瓷淅嫻暮誦幕?。

而對客觀法規范的“私益?;ば浴蔽侍獾吶卸?,在本質上又屬于法解釋的范疇。針對客觀法規范的解釋基準,?;す娣獨礪垡餐舜友峽戀交漢偷姆⒄?。在布勒的時代,人們對客觀法“個人利益指向”的探求,會格外地倚重立法者的主觀意圖;但“二戰”后新的?;す娣獨礪墼蛞?,法規范的?;つ康牟⒎薔緣?,或是首要地、排他地、一次性地從規范制定者的主觀意圖中探求,而是客觀地綜合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合憲性解釋等解釋方法,借此來判斷系爭規范是否為?;す娣?。此外,因為基本權利法教義學的發展,新?;す娣獨礪垡哺康髟誚饈鴕話惴ü娣妒?,基本權利所發揮的“價值明晰、體系定位”作用,即基本權利的精神和價值,可以通過法解釋方法,滲透至一般法的?;ぶ枷虻慕饈蛻?。?;す娣獨礪墼誚饈突忌系姆嘔?,顯然是為了迎合現代行政下不斷擴張的公法權利?;ば棖?。但即便如此,?;す娣獨礪鬯髡諾摹八揭姹;ば浴鋇目蚣芤恢毖賾彌兩?。這也使公權理論在面對不斷出現的新利益類型時,都必須回溯至請求權的解釋框架下。

(二)納入意義

主觀公權利和?;す娣抖際怯蟯飫礪?,但行政審判對上述理論的納入卻對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判定乃至整體的行政訴訟都影響重大。

1.行政訴權與實體請求權的對照與連接

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將“利害關系”等同于“不利影響”,但“利害關系”與“不利影響”幾乎是同義置換,有關“不利影響”的討論最后大多將問題凝結為,“當事人的權益是否受到損害或是有受到損害的現實可能性”,以及“當事人的權益與行政行為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上述解讀對于我們識別何種權益受到影響始能起訴,以及影響程度如何決定“權利”的邊界和射程而言,幾乎沒有太多助益,更不用說在原告資格問題上為審判實踐提供清晰的思考框架和穩定的判定步驟。

也基于這一影響,對于個人的何種權益應為行政訴訟所?;?,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此前一直都依賴于《行政訴訟法》以及司法解釋對?;とㄒ嫻牧芯??!緞姓咚戲ā紛畛醣U系娜ɡ嘈褪僑松砣ê筒撇?,《司法解釋》又補充了相鄰權與公平競爭權、企業經營自主權,而受教育權和就業權等權利則是在審判實踐中被慢慢納入。但這種“點數硬幣”式的做法顯然無法應對個人不斷擴張的公法權利?;ば棖?,它也使行政訴訟為公法權利所提供的?;ぷ⒍ㄊ侵禿蟮暮徒┗?。而且,認為“行政訴訟對公法權利的保障限于《行政訴訟法》和司法解釋明確列舉”的思考方式,反映的是將行政實體法和訴訟法分別處理的觀念:實體法所確認的個體權利并不都能通過訴訟獲得救濟,某種權益是否具有訴訟可能還必須依賴于《行政訴訟法》的認可。其本質仍舊是“行政訴權列舉主義”的立場,即“實體法上的權利只有在被具體地、例外地賦予訴訟可能時才能獲得貫徹”。而這一觀念和做法不僅會持續加劇實體法與訴訟法之間的區隔與斷裂,也會極大限制公法權利的司法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說,主觀公權利和?;す娣兜哪扇氬喚鑫夜姓咚顯孀矢竦吶卸ㄌ峁┝司哂蟹ń桃逯С值牟僮韃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傳統行政審判有關“原告主張權益應屬訴訟法明確列舉”的認識窠臼,使對當事人的行政訴權探求轉向對被訴行為所涉及的實體法規范的解釋,通過判斷“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ぴ嫠咔氡;さ娜ɡ蚍繕系睦妗?,作為判定其是否存在主觀公權利,繼而判斷其是否具有訴權的依據,行政實體法和訴訟法因此得以打破區隔,并建立起真正聯結。

將行政訴權的依據訴諸當事人在實體法上的請求權,不僅為我國的公法權利?;ぬ峁┝巳碌娜鮮堵酆頭椒芻?,同樣也有助于破除我國一直奉行的“行政訴權列舉主義”,使之逐漸邁向“行政訴權概括主義”。既然對當事人行政訴訟的探求應訴諸其在行政實體法上的請求權,那么接下來,個人在實體法上獲得承認的針對行政的所有權利,也都應被賦予一般的訴訟可能,換言之,只要原告所主張的是自己的實體請求權,就應認為其擁有訴權,訴權也因此為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所吸收。劉案裁定同樣表達了上述立場,只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這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并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即實體請求權不再為訴權所捆綁,否則公民在實體法上的主觀公權就仍舊是司法保障的例外。

2.行政訴權與訴訟功能定位的對照與聯結

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的確定,涉及公法權益的保障范圍及其限度,但對此問題的確定,除應考慮權利?;ば枰退痙ǖ某性嗇芰ν?,還特別需要顧及行政訴訟的整體功能定位以及在整體功能定位下各個制度之間的相互匹配與彼此均衡。而劉案裁定對主觀公權利的引入,以及將納入理由回溯至訴訟整體功能定位的闡釋,“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て渲鞴酃ɡ侵髡瘧;て浞瓷湫岳嫻牡筆氯恕?,同樣再次提示我們,原告資格的判定與行政訴訟的整體功能定位密切有關。與此相對,在既往有關原告資格制度的學理研究和制度推進上,我們較少將其放置在訴訟的整體定位和統一框架下思考,而更多是選擇參酌各種現實影響要素。受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放寬原告資格、降低起訴門檻”一直都是我們在討論原告資格問題時的基本論調。這一立場也阻礙了我們去探求確定原告資格的法教義學基礎,以及忽略了一味擴張原告資格可能帶來的訴訟結構的整體失衡。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案裁定回溯到行政訴訟的整體功能定位去探求原告資格的做法,可說是行政審判在此領域的重大邁進。

主觀公權利和主觀訴訟的相互關聯主要表現為:主觀訴訟的目標是為個人提供司法?;?,反映在原告制度上就意味著,只有個人權利因行政權受損,才具有啟動行政訴訟的適法性;而與之相對的客觀訴訟的目標是為了客觀法秩序的維護,或者說是對“依法行政”的控制。在客觀訴訟之下,原告并非在訴訟中對具體的法律關系下的相對方主張其實體權利,因此其法地位也只是被簡單地理解為起訴資格,其在行政訴訟中充其量只是“形式當事人”,并不具備如民事訴訟中“實質當事人”一樣的實體性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客觀訴訟之下,訴訟是由權益受損的公民提起還是由公益代表提起并無差異。相應地,對于原告資格和訴訟權能的探求,客觀訴訟也不會訴諸實體法所規定的公法請求權,而主要來自組織法或是司法本身的現實承載力限制。與之相反,主觀訴訟強調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目的無異,都是在糾紛解決的框架下,對具體法律關系下個人得以向行政所主張的權能及其界限予以判定。因此,對于原告的訴訟權能及其界限的判定,也都應回溯至實體法上的請求權體系,換言之,回溯至主觀公權的框架體系之下。

將主觀公權與主觀訴訟,或者說將原告資格與訴訟整體功能相互關聯的闡釋和適用,同樣會對我國行政訴訟功能定位的厘清與純化發揮積極影響。主觀訴訟或是客觀訴訟是歐陸國家對于行政訴訟主體功能的選擇,兩者各有優劣,并無法概觀地予以簡單評價。但行政訴訟制度運行地較為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擇定一種模式,并在此核心功能支配之下,具體安排每項制度的內容,由此在邏輯自洽的基礎上實現行政訴訟制度的整體均衡。但我國行政訴訟的功能設定卻長期都在“?;す袢ɡ焙汀凹嘍揭婪ㄐ姓敝湟“?,這也導致在整體的制度設置上,主觀和客觀部分斑駁混雜,無法明辨,各種制度之間也因此相互齟齬、效力互抵。因此,未來的行政訴訟發展,要求我們必須要在“主觀/客觀”的功能定位上進行選擇;也只有在擇定了訴訟的主要功能后,各項制度才能夠在核心目標導引下被重新確定,且彼此協調、互相配合,最終形成一套體系均衡的行政訴訟制度。

3.權衡“?;に呷ㄓ敕藍呂乃摺背逋壞姆ń桃寤∮敕際跏侄?/strong>

原告資格確認問題的困難還在于,它必須要在?;さ筆氯慫呷ㄓ敕藍呂乃噠飭較畛逋患壑抵浣兇邢溉ê?。而這一問題在現代行政下更趨復雜。在現代國家之下,行政被要求更積極地形成社會秩序、介入社會生活,其活動樣態日漸復雜,相應的,其作用效果也開始無限發散。這也使得傳統個人自由的輪廓變得日漸模糊、無法識別。這一問題反映到行政訴訟上,就是法律所?;さ娜ɡ摹吧涑獺焙捅囈緄娜戰ハ簦旱筆氯飼嵋拙涂芍っ髯約菏艿僥誠钚姓齠ǖ牟煥跋?,或是與某項行政決定產生關聯,原告資格的標準輕松就能達到,濫訴問題也因此大量滋生。

為應對上述問題,行政訴訟實踐的典型做法就是通過“點數硬幣”的方式將個人在法律上值得?;さ睦嬤鶼钅扇胨呷ǚ段?。我國此前的實踐即遵循了這種思路。但如前文所述,這種思路的弊端在于,它對于權利保障而言永遠具有滯后性。此外,即便確定某類權利值得?;?,但這與在具體行政個案中,當事人是否可向行政主張其此項權利也并不相同。除對值得?;さ娜ㄒ娼小暗閌脖搖筆降墓檳賞?,我國在原告資格判定上還嘗試輔以“因果關系”標準,即通過強調被訴行為與原告權益受損之間的因果關系而界明?;け囈?。但“因果關系”本身的抽象性對于在復雜行政之下確定“權利”的射程幾乎毫無助益。另一極端做法則是不去具體識別權利類型,而是將相對于行政合法的空間都觀念為個人抽象的、一般的自由。這種做法在現代行政下或可容納個人權利的不斷擴張,但其所帶來的“個人自由”的無輪廓性和不確定性,卻會給司法帶來難以想象的巨大挑戰。

而如何權衡訴權保障與防堵濫訴的問題,在我們將此前的立案審查制修改為立案登記制,行政訴訟變得“幾無門檻”后,顯得更為突出。劉案裁定同樣表達了對防堵濫訴的考慮,而近年來我國原告資格的一度收緊事實上也是對上述法律修改的實踐回應。但防堵濫訴不應該僅從司法現實承載力上予以考量,這種目標也應該通過一種穩定的、明確的法技術手段和法教義學工具來達成,由此,對“訴權保障/防止濫訴”的沖突權衡才不至淪為司法的恣意判斷或是法政策的簡單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す娣獨礪鬯繆蕕那∏【褪欽庵幀胺ń桃騫ぞ摺鋇慕巧?。這一理論強調行政的客觀法義務與公民的主觀公權之間的區別,強調將個案中主觀公權的判定訴諸客觀法規范的“個別利益?;ぶ趕頡鋇奶角?。經由上述步驟,?;す娣獨礪垡滄鈧戰愿叢有姓賂鋈恕叭ɡ涑獺鋇娜范ㄗń饈臀侍?。這種在實定法框架下的“法技術”操作,能夠有效框定法官對“法益”探求的思考步驟,使這一問題不致成為斑駁蕪雜的個案創造;而它將對個體權利“射程”的探求,通過法解釋技術,通過訴諸實體法上請求權而牢固地系于實體法上的做法,也為在復雜行政下的個人法地位的確定提供了“確定的、超越情境式考量的堅實基礎”。

四、適用不當與未盡問題

盡管劉案對于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鄣哪扇?,對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判定、訴訟功能定位的純化以及訴訟法和實體法之間的對照連接均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影響,但劉案對?;す娣獨礪鄣氖視萌床⒎嗆廖尬侍?。這種適用不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坌艿姆⒒?,甚至引發學者對?;す娣獨礪郾舊淼牟壞逼蘭?。此外,劉案對于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鄣奈?,在我國行政審判尚屬開端,也因此存在諸多未盡問題。

(一)適用不當

如上文所述,?;す娣獨礪墼諂浞⒄構討脅歡銑氏只漢偷那魘?,反映在法解釋方法上,現代的?;す娣獨礪垡巡輝僦饕恿⒎ㄕ叩鬧鞴垡饌賈型頻脊娣兜謀;つ康?,而更多地依賴于對利益的客觀評價,依賴于規范適用時的現實效果。在劉案中,盡管法院強調在解釋行政實體法時,“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但事實卻是,在劉廣明案以及后續的諸多相鄰權案中,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卻相對嚴苛。其對案件涉及的實體法的?;ひ庵嫉慕饈突凈故譴恿⒎ㄕ叩鬧鞴垡饌汲齜?,認為這些規范所?;さ鬧饕恰拔ぞ冒踩?、合理開發利用資源、?;ど肪?、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并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せ蛘嚦劑肯钅坑玫胤段詰耐戀厥褂萌ㄈ巳ㄒ姹U銜侍?,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于劉廣明等個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

解釋方法的相對嚴苛,也使?;す娣兜哪扇牒褪視梅塹揮諧晌┱盼夜鞴酃ǖ墓ぞ?,反而成為限定原告資格的“正當理由”。其顯見的后果是,原本經司法解釋而被納入訴權范圍的“土地承包權”“相鄰權”等權益,其?;せ》炊謔視帽;す娣獨礪酆罌繼?。因為劉案的示范作用,在后續諸多涉及“相鄰權”和“土地承包權”的案件中,法院均以實體規范未包含“私益”?;ひ庵嘉煞穸說筆氯說睦叵?,這也使?;す娣獨礪墼詒荒扇胛夜姓笈惺導?,就開始背負限縮原告資格的不當罵名。

客觀而言,適用?;す娣獨礪芻蛐砘嵩諛持殖潭壬鮮刮夜腦孀矢癯氏質戰艫奶?,但對比之前毫無理由地開放原告資格,適度收緊會有助于訴訟制度的整體均衡,以及與其他訴訟制度之間的協調匹配。但本案對原告資格的限縮,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因為對?;す娣獨礪鄣牟壞筆視?,尤其是嚴苛適用所致。

相鄰權人、土地用益權人等這些行政第三人的主觀公權利判定問題,在德國法中同樣是?;す娣獨礪圩鈧匾氖視貿∮?,且都被歸入鄰人?;ぃ∟achbarschutz)的范疇之下。德國法最初在此問題上同樣適用嚴苛解釋的方式,認為鄰人因建筑規劃決定受到影響只是一種“反射利益”,如果允許其針對規劃機關提起公法訴訟,就會混淆公法/私法的界限,鄰人因建筑行政決定而利益受損,也因此只能針對規劃決定的相對方(Adressat)提起民事訴訟。但德國法的立場此后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變化的緣由首先來自行政在建筑、環保等領域角色的轉變。在這些行政領域,單純的行政與相對方的雙邊關系已經相對化,行政所面對的是更復雜和更多元的利益格局,行政也從之前的“高權主體”,漸漸衍變為一個“相互限定的行為進行交換往來和連接互動的平臺”。行政角色的變化也使這些領域的公法規范不再只是被理解為針對行政以特定人為對象的干預的授權與限制,同樣也被視為是對行政所涉及的所有關系人的利益均予以考慮和?;さ拿?。作為鄰人的第三人也因此在此領域完全可要求行政在做出建筑規劃決定時,對各種相互沖突利益都予以適當考量,并最終做出無瑕疵的裁量決定。對于鄰人主觀公權的描述,德國法上曾有不同的嘗試,例如將其視為憲法所有權的延伸,或是將其觀念為一種“計劃遵守請求權”。這些嘗試中無疑都包含了對鄰人在建筑法、環保法下獨立的公法地位的承認。

上述觀念反映到?;す娣獨礪鄣氖視夢侍?,對于建筑法規范的“私益?;ば浴鋇慕饈?,德國法目前適用的是“照顧誡命”(Das Gebotder Ruecksichtnahme),即“只要鄰人的不動產經由某種有關建筑措施和決定受到明確的、個體化的影響時,其利益就應予考慮”。據此,鄰人與建筑物的事實關聯或是事實上的利害關系(tatsaechliche Betroffenheit),就能夠成為其利益應從一般大眾中區隔出來予以?;さ娜肪?。也因此,即使實體法規范沒有明確要求對鄰人的利益予以考慮,但鄰人與建筑規劃之間只要存在事實關聯,對第三人的權益予以照顧和考慮就是建筑法規范的應有之義,而司法也確認這些實體法規范隱含了這種“照顧要求”。這種解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傳統?;す娣獨礪鄣鳥巰梁筒壞?,應合了不斷擴張的公法權利保障需求。

綜上,?;す娣獨礪勱鞴酃ǖ吶卸ɑ廝蕕嬌凸鄯ü娣兜摹案鋈死嬤趕頡?,其本質仍舊是法律規范的解釋問題。但在解釋的過程中,如何在遵守既定框架的基礎上,使法解釋保持一定的開放性,并為主觀公權利的擴展留下適度空間就成為關鍵問題。從德國法的經驗來看,?;す娣獨礪鄣慕饈突己凸娣兌恢北3腫畔嗟鋇牡院涂判?,這也使得主觀公權利的確定得以與客觀現實和價值導向的轉變相互適應。據此,我國的行政審判通過納入?;す娣獨礪?,來平衡?;に呷ê頭藍呂乃叩某逋緩兔?,但如何適用這一理論,除了要對其發展脈絡以及解釋基準、規則進行整體性了解外,恐怕還要根據不同的行政領域、根據不同行政作用的特性,而對兩種價值進行具體權衡,并由此對?;す娣獨礪凼視玫目硌轄心芏魘?。

(二)未盡問題

除適用不當外,因為對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鄣哪扇肷寫Χ四?,劉案裁定也因此還是有很多未盡問題需要未來持續的學理探討和實踐磨礪。

其一,無論是主觀公權利還是?;す娣獨礪?,它們所代表的都是德國在實證主義思想影響下的獨特的“公法權利觀”。這種權利觀的本質就是“權利法定主義”,這種認知顯然與自然法所主張的權利的“先國家性”和“先法律性”不相吻合。我國公法是否要繼受這種公法權利觀,并將其作為公法領域權利保障的教義基礎,學界可能會有不同意見。

其二,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墼詰鹿ㄉ系惱箍硐殖鱟猿梢宦齙畝撈匭?,也在很大程度上倚賴于一些外部條件,而這些都會對我們的效仿和移植樹立起一定門檻。例如德國戰后的公權理論和?;す娣抖記康骰救ɡ雜誚饈鴕話閾姓ü娣妒鋇摹凹壑得魑?、體系定位”作用,其目的就在于通過基本權利的“先國家性”與“先法律性”來發揮制動器的作用,防止主觀公權利因強調權利對客觀法的依賴,而最終淪為立法處置的對象。但我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顯然缺乏如德國法基本權利一樣的,對于整體法秩序的“放射性效果”?;救ɡ派湫孕Ч娜筆Щ崾刮頤竊諗卸ㄐ姓ü娣兜乃揭姹;ば允?,更可能趨向傳統的嚴苛標準,如何克服便成為問題。而因為這些外部條件的闕如,盡管主觀公權利和?;す娣兜哪扇刖哂謝庖?,但它們在我國現有法秩序框架下能夠發揮效用的空間,也會確定地受到限制。

其三,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鄱加胄姓咚系鬧鞴勰J澆裘芟嗔?。選擇適用主觀公權利和?;す娣獨礪劾慈范ㄔ孀矢?,也意味著我國行政訴訟的整體定位是以個人主觀權利的?;の?,但這一結論可能與德國法上的“公法權利觀”一樣,也并不能為所有人接受和認同。正因如此,本案裁定也是相當克制地寫道,“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而并未將這一定位擴散至整體訴訟制度。但如果只是在原告資格判定上趨向“主觀化”,而其他關聯制度,例如審查限度、判決理由等仍舊維續主客觀規范的混雜交錯的格局,同樣會影響這些域外理論的效力發揮。

結語

因為對域外理論的吸收,劉廣明案裁定對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判定發揮了重要的推進作用:“主觀公權利”自此取代“不利影響”,成為行政審判釋解原告資格的全新標準,而原告資格的判定也因為?;す娣獨礪鄣哪扇?,而有了相對清晰的分析框架和相對確定的推導步驟。劉案對這些域外學理的吸收所產生的積極意義,又并不限于這些學理對于我們認識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所帶來的知識增量。它對于重新考量行政實體法與行政訴訟法、原告資格與訴訟的整體定位,以及如何為權衡“訴權保障/防堵濫訴”的教義學基礎都產生相當的啟發意義。但劉案裁定對上述理論的適用仍舊存在可商榷的不當之處,案件未盡問題也不在少數,這些都有待嗣后的學理研究和審判實踐進一步澄清和探討。

注釋: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就將“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2018年新的司法解釋同樣沿用這一規定。學者和實務界都傾向于將是否產生實際影響同時作為權衡受案范圍和原告資格的基準。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釋義》,中國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頁。
HartmutMaurer,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18.Aufl.2011,§8.Rn.2.
[德]格奧格·耶利內克:《主觀公法權利體系》,曾韜、趙天書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公權否定說”與“絕對國家主權觀”相關,認為個人只是國家這個理想整體的部分,這個整體被認為在更高緯度上消弭了一般與個別的沖突,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個人相對于國家的權利。Wilhelm.Henke,DassubjektivesoeffentlichesRecht,1968,Tuebingen,S.11.
15OttmarBuehler,DieSubjektivenoeffentlichenRechteundihrSchutzinderdeutschenVerwaltungsrechtssprechung,1914,Berlin,S.36.
Wilhelm.Henke,DassubjektivesoeffentlichesRecht,1968,Tuebingen,S.17.
A.Vosskuler/A.-BKaiser,Grundwissen-OffentlichesRecht:Dassubjective-oeffenlicheRecht,JuS2009,16(17).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訴訟的構造分析》,王天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頁。
A.Vosskuler/A.-BKaiser,Grundwissen-OffentlichesRecht:Dassubjective-oeffenlicheRecht,JuS2009,16(17).
WilhelmHenke,DassubjectiveoeffentlicheRecht,Tuebingen:Mohr,1968,S.23.
HartmutBauer,GeschichtlicheGrundlagenderLehrevomsubjektivenoeffentlichenRecht,Berlin,1986,S.11.
HartmutBauer,SubjektiveoeffentlicheRechtdesStaates,DVBL.1986,S.212.
這也是德國法上的相對人理論(dieAdressatentheorie)。UlrichRamsauer,DieDogmatikdersubjektivenoeffentlichenRechte,JuristischeSchulung,2012,S.34.
UlrichRamsauer,DieDogmatikdersubjektivenoeffentlichenRechte,JuristischeSchulung,2012,S.34.
OttoBuehler,DieSubjektiveoeffentlichenRechteundihrSchutzinderdeutschenVerwaltungsrechtssprechung,Berlin:Springer,1914,S.36.
O.Buehler,DieSubjektiveenoeffentlichenRechte,1914,S.1.ff.
Schmidt-Assmann,in:Maunz,Duerigu.a.,Grundgesetz,Kommentar,Lieferung:1985,Rndr.128ff.zuArt.19Abs.4GG.
HartmutBauer,AltesundNeueszurSchutznormtheorie,ArchivdesoeffentlichenRechts,S.589.ff.
黃陸軍等人不服金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記行政復議二審行政判決。
參見江必新主編:《新行政訴訟專題講座》,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
前注,小早川光郎書,第47頁。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參見前注,小早川光郎書,第54頁。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前注,小早川光郎書,第17頁。
Kopp/Schenke,Kommentarzur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C.H.Beck,2005,14.Aufl.§42.Rn.27.
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區別在此處也需要考慮。如果當事人的權益受損是因為與第三人的民事糾紛所直接導致,就應首先通過民事救濟途徑獲得解決,當事人寄望于通過行政訴訟來輻射和解決民事爭議的做法,會使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間的必要分工遭到破壞。
前注,小早川光郎書,第4頁。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KarlHeinrichFriauf,DerRechtsschutzdessog.DritteninderverwaltungsgerichtlichenRechtssprechung,JurA1969,3.ff.
Ernst-HassoRitter,DercooperativeStaat,AoeR104(1979),S.393.
參見前注,小早川光郎書,第130頁。
WilhelmHenke,DassubjectiveRechtimoeffentlichenRechts:ErgaenzungenundKorrekturen,DOEV1980,S.621ff.
BVerwGE72,300/315.VGBerlinNVwZ-RR1994,150.
趙宏:《?;す娣獨礪鄣睦鋒穎溆胨痙ㄊ視謾?載《法學家》2019年第2期。
UlrichRamsauer,DieDogmatikdersubjektvienoeffentlichenRechte,JuS2012,S.5.
HartmutBauer,GeschichtlicheGrundlagenderLehrevomsubjektivenoeffentlichenRecht,Berlin:Duncker&Humblot,1986,S.129.
劉廣明與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再審行政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
作者簡介:趙宏,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大學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交大法學》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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