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象征天皇制
作者:卓南生  

依據戰后憲法的規定,天皇只是國家的“象征”而無“統治”的實權,所謂的如何評價“平成30年”,并不是談論明仁天皇施政的得與失,而是論述這30年來自民黨等保守政權主宰下的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動向或現象(包括大自然災害)。

緊隨著明仁天皇的退位和皇太子德仁的即位,日本的元號也于5月1日零時的那一瞬間從“平成”改為“令和”?!捌匠?0年”該如何評價,“令和時代”的日本將往何處去,遂成為各方熱議的話題。

有曰:“平成年代”和平穩定,期待“令和時代”持續繼承此和平的空氣。

有曰:“平成30年”過于平淡與寧靜,想不出有什么令人“感動”,可以大書特書的一頁。

有曰:“平成30年”是失敗的30年。東京大學吉見俊哉教授主編的《平成史講義》就有如此的看法。一橋大學名譽教授野口悠紀雄則索性以《平成為何失敗》為書名,論述日本泡沫破滅、經濟低迷的緣由。(也有人稱之為“失去的30年”。)

怎樣看待“平成30年”?

所謂“平成失敗論”,除了經濟之外,也有學者從30年來政界大洗牌的結果,促使政治家資質變化的角度予以剖析。

30年來日本政壇的最大變化,莫過于“小選舉區制度”(有利于資金雄厚的大政黨)的部分導入,致使原有“保(保守派)革(革新派)對峙”的政局轉入“總(體)保守化”體制。其結果是:原有主張修憲、支持美日安保條約的自民黨與擁護和平憲法、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社會黨針鋒相對、相互抗衡的“(19)55年體制”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大黨自民黨,第二大黨也是源自自民黨的保守黨(盡管黨名不斷更換及成員不斷重新組合),也有人稱之為“第二自民黨”。日本政壇從此淪為毫無生氣的一言堂。

此外,有人單純從個人的感受出發,指出這30年雖無戰爭,但給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地震等天然災害(阪神大地震、東日本大地震、“熊本大地震”等。)

也許,對這30年說得較為中和的是《朝日新聞》“素粒子”(近似“三言兩語”)欄的如下評語:

“三十多年來諸多無法預測的災害一個緊跟著一個到來。令人流淚不止的東日本大地震,還有不能讓人放心的核發電廠的廢棄原子爐。

和平憲法已被擴大解釋和修改。在今天,‘集團自衛權’雖不是正規地使用,但通過非正規手法使用的例子卻有增無減。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日本的‘格差社會’正在擴大。

在歷代政府放任的財務政策推行下,日本今天的國債已高達897萬億日元(107萬億新元)。年輕一代逃棄責任致使人口減縮的國家,今后將往何處去?”

作者要表達的意思是:一、這30年既有非人力所能及的天然災害,也還留下令人憂慮、尚未妥善處理的核電廠廢棄原子爐。二、在政治上,最受人關注的莫過于和平憲法已被或正在被擴大解釋和修改。憲法禁止的“集團自衛權”已通過“非正規”途徑常被使用。三、在不知不覺之間,日本已成為貧富距離越來越大的“格差社會”。四、在政府無為的經濟政策引導下,日本國債高筑,人口減縮(即人口老化、少子化)的日本,今后將走向何方?

當然,上述的評論或感言不管是褒是貶,嚴格而言,都與明仁天皇在位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依據戰后憲法的規定,天皇只是國家的“象征”而無“統治”的實權,所謂的如何評價“平成30年”,并不是談論明仁天皇施政的得與失,而是論述這30年來自民黨等保守政權主宰下的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動向或現象(包括大自然災害)。

如何評價明仁的鄰國外交

在談論如何評價平成年代時,另有兩個常被提及的問題。其一是明仁天皇對日本與鄰國的“和解”作出什么樣的貢獻?其二是怎樣看待明仁天皇與首相安倍晉三在戰爭與和平等敏感問題上表述的“微妙”差異?

與和戰爭問題關系甚深的裕仁天皇相比較,明仁天皇確有較為“開放”“明朗”和“親民”的形象。在昭和時代,別說是訪問亞洲各國,即使是戰爭期間日本國內犧牲最大的沖繩,裕仁也未能訪問。為此,1989年明仁天皇上臺時,就被賦予扮演改善日本形象、改善日本與亞洲鄰國關系的角色。這就是當年日本官方和輿論熱烈討論和倡議的“新天皇外交”的話題。

針對如何開展“新天皇外交”的課題,當時的外交部是十分謹慎的。1991年,明仁天皇訪問亞洲的首個試點是亞細安五國,但在出發前夕,卻臨時取消了對新加坡和菲律賓兩國的訪問,原因是這兩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激戰所在地”(《讀賣新聞》語)。明仁天皇之相繼訪問新、菲,乃至越南等東南亞諸國,是后來的事。

另外,由于慰安婦等有關日本戰爭責任與戰后責任問題遲遲未告了結,日本天皇迄今還無法到曾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36年的韓國進行國事訪問。

從這角度來看,明仁天皇的鄰國外交也許稱得上是有收獲和成果的,就是中日兩國基于各自外交戰略考量而于1992年的北京之行。

“微妙差異”不宜過度解讀

至于明仁天皇對戰爭與和平等敏感話題的談話,與志在修改憲法的強硬鷹派首相安倍的言論在表述上存有“微妙的差異”,確是事實;與安倍對整軍情有獨鐘的姿態相比較,亞洲鄰國似乎更愛聽明仁的相關表述,也是事實。不過,這“微妙差異”不宜過多、過大的解讀。因為只要“象征性意義”天皇制還存在的一天,這差異就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

反過來說,一旦過于強調明仁天皇談話的實質意義,則無疑削弱了“象征天皇制”的“象征”意義,在實際上說不準還對修憲派意圖修改憲法,恢復或部分恢復戰前天皇制的政治算盤有利?!疤旎事邸敝患虻?,及容易陷入尷尬困境,此為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天皇與天皇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歷代眾多天皇當中,既有在對內對外政策上較為激進者,也有相對溫和者之間的差異,但作為政治運作的“天皇制”,其政治功能與影響可就不能輕易忽視和低估。結合戰前至高無上“天皇制”的神權政治,戰后日本護憲派人士反對修改憲法,反對復活戰前的天皇制。

與此相反,志在修改憲法的保守派政治家,如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級戰犯的前首相岸信介,“平成妖怪”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乃至今日的安倍首相,則無時無刻不在利用各種機會營造提高天皇與皇室地位的空氣。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日本護憲派對日本國內不同時期掀起“天皇熱”“皇室熱”乃至“新元號熱”,存有一定的戒心,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因為在他們看來,不論是當年明仁皇太子娶民間女引發的媒體炒作熱潮,或者是后來的“平成新元號熱”與今日的“令和新元號熱”,都有可能與當局營造加強“天皇制”氣氛的輿論誘導有關。

同樣的,針對日本的元號,戰后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包括戰后早期自民黨的首相石橋湛山以及護憲派各政黨和市民團體,都曾主張放棄使用而贊同采用與國際接軌的西歷,其道理恐怕就在這里。足見元號的使用,其政治含義遠超一般論的“傳統”與“非傳統”差異之界定。至于天皇與天皇制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從這角度來看,人們對于“令和”時代的到來,與其說是期待德仁天皇在政治上有更大的發言權或作為,不如說是把視線集中于戰后象征性天皇制在鷹派政治家快馬加鞭的修憲藍圖,和今后具體行動的落實中所處的“象征”定位。

作者簡介:卓南生,新加坡學者、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
文章來源:聯合早報2019年5月7日。
發布時間: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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