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人格之培養
作者:張奚若  

凡稍有現代政治常識的人大概都聽見過下面一句似淺近而實深刻的話,就是:要有健全的國家須先有健全的人民。若是把這句平凡的話說得稍微玄妙點,我們可以說:國家就是人民的返照。有怎樣的人民便有怎樣的國家,有怎樣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樣的國家。舉一個極顯明的例子,有今日英美德法之人民才能有今日英美德法之國家,有今日中國之人民也只能有今日中國之國家。這似乎是“民為邦本”的另一解釋。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泵裼趟?,國猶舟也,欲行大舟,先蓄厚水,這是物理之自然,這也是政理之自然。

中國已往的人民,和歐洲十八世紀以前的人民一樣,在政治上是被動的,是沒有地位的。圣君賢相所要求于他們的是服從,哲人大師所教誨于他們的也是一個“忠”字。國家本是帝王的私產,人民不過是他們的子民。宗法社會的國家組織和政治理論本來不限于東西都是這樣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把“君父”、“臣子”、“忠孝”一套的理論弄得特別系統化而又深入人心罷了。這樣的一個倫理觀念在從前的舊社會上似乎也頗夠用,不然恐怕就不會有那樣長久的歷史。不過數十年來,自歐美的憲政民治種種學說隨著它們的堅甲利兵傳播到東方以來,這些舊式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理論就根本發生動搖。辛亥革命就是自由、平等、獨立、自治種種新學說戰勝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種舊理論的紀念碑。

不過辛亥革命只是近代中國政治維新及一切社會改革的起點。因為只是一個起點,所以當時的領袖人物大多數只略知歐美民治的形式而不了解其精神,其所抄襲模仿的自然也只是些皮毛而非神髓。到了“五四”運動以后,大家才漸漸捉摸到歐美民治的根本。這個根本是甚么?毫無疑義的,是個人解放。歐洲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后,不等到十八世紀的政治革命,社會組織的單位和基礎早已由團體(如教會、家庭、行會等)而變為個人了。初則個人與團體沖突,終則團體為個人所征服而以給個人服務為它存在的惟一理由。因為個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解放也是多方面的。不過其中最要緊的一種,提綱挈領的說,當然是所謂思想解放。思想是行為之母,思想解放了,行為也就不能再受從前的舊束縛了。自舊社會舊道德的立場去看,這些新思想自然都是洪水猛獸,但自新世界新理想看來,這些新思想卻又是創造的靈魂和發明的推動力。思想解放之后,昔日受壓制,作芻狗,只為他人做工具,沒有獨立存在價值的個人,一旦忽變為宇宙的中心、生命的主宰,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大進步!說得客氣點,這至少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大變動。沒有個人解放,是不會有現代的科學的,是不會有現代的一切文化的。區區民治政治不過是個人解放的諸種自然影響之一,雖然它的關系也是很大。這個個人解放的歷史大潮流具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征服力和很難避免的傳染性。它所經過的地方,除非文化過于幼稚不了解甚么叫作“人的尊嚴”,或社會發展完全畸形、個人絲毫沒有自我的存在,是沒有不受它的震動的。中華民國六、七年的“五四”運動及民國十五、十六年的國民革命都是由這個震動所發出的光輝。

由個人解放所發生的政治理論自然是所謂個人主義。十八世紀中美法兩國的革命都是這個人主義所放的異彩。它的成就,它的影響,是人所共知的。固然,個人主義在理論上是有極大的缺陷的,在事實上也有很大的流弊,尤其在經濟方面。歐洲十九世紀后半期所發生的社會主義及集團主義就是為矯正個人主義的流弊的。這都是歷史事實和教訓,于我們是有借鑒之益的。

不過一個東西有它的好處,往往也有它的壞處;一切思想,一切主義,都可作如此觀。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自然也不能是例外。但是我們不可因為看見一個東西的弱點便將它的優點一概抹煞,完全忘記。天下本無完美的東西,生活原是選擇,若必盡美盡善而后用之,生命將變為不可能。取長舍短是一切選擇的標準。

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優點是在承認:(一)一切社會組織的目的都是為人的,而不是為越出于人以上的任何對象,如上帝、帝王或其他的東西的;(二)一切社會組織的權力都是由構成這些組織的人們來的,而且永遠屬于這些人們;(三)一切社會組織都應該而且也必須直接或間接由構成它們的人們自行管理。這些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大致不錯的??墑欽庋煥?,個人便變成一切社會組織的來源、基礎和歸宿,他便變成他的生命的主人翁,他便變成宇宙的中心。

這還只是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大致輪廓。若是更進一步說,我們立刻會發現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的神髓,至少在它的故鄉英國,全在承認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終判斷者是個人而非國家或政府,全在承認個人有批評政府之權,說得更具體點,全在承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因為個人是最終的判斷者,所以舉世皆以為是而我盡可以為非,或者舉世皆以為非而我盡可以為是;因有言論自由,所以我可將我所認為是的貢獻于他人和國家之前,希望他人和國家能比較優劣而為妥善的采擇。我所以服從國家的道理完全是因為在我的良心上它是對的,并不是因為它的命令強迫我服從;反之,若是在我的良心上它是錯的,那我為盡我做人的責任只有批評或反對。國家并不是真理的壟斷者。它所認為是的須與個人所認為是的在個人的良心上做一理智的競爭。光憑威權的壓制是不能折服人心的,是無理性可言的政治。

一個個人若有發泄他的良心所認為不對的機會,若有表示他的理智所反對的自由,那時他才能覺得他與國家的密切關系,他才能感覺他做人的尊嚴和價值,他才能真愛護他的國家。試問這樣一個人格是何等可敬,這樣一個國民是何等可貴!一個國家有以上這樣一個國民比有成千成萬的工具性的群眾有利的多。現代民治的成敗全視此等國民的人數多寡而定,而民治在大體上又是今日政治上的康莊大道,其他炫耀一時的政象都是旁門左道,不久還歸消滅,不足以為法。在理論上,除過民治只有共產,而廣義的講共產也只是民治的推廣,而非其推翻。

上面說過,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及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但以個人的良心為判斷政治上是非之最終標準卻毫無疑義是它的最大優點,是它的最高價值。個人的良心固然不見得一定是對的,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比它更對更可靠的標準是沒有的。講到底,政治是為人的,為人的事還是拿人做標準比較可靠些。至少,它還有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的用處。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過與此種人格根本沖突的政制),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

今日中國的政治領袖是應該特別注意為國家培養這種人格的,因為中國數千年來專制政治下的人民都是被動的,都是對于國事漠不關心的,都是沒有國民人格的。今日若能多多培養此種人材,國事不怕沒有人擔負。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惟有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

本來“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十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走向這個方向的。不過后來不幸因為發生清黨的需要,使政府當局于清黨之后走入矯枉過正的途徑,對于稍有批評精神反抗勇氣的青年都予以極嚴厲的處置。同時又提倡統一思想,鏟除反動種種運動,結果思想固然無從統一,真正的反動也不見得能夠鏟除,徒然的又喪失了許多有志氣有能力的好國民真人格。此事說來真可痛心。我認為這都是不必要的犧牲,這是極錯誤的辦法。今后若不改弦更張,國家是沒有生路的。修明政治是惟一的生路,而培養國民對于政府措施敢批評反抗(自然非指武力暴動)的智勇精神與人格尤為當務之急。

作者簡介:張奚若(1889-1973),陜西大荔縣人,政治學碩士,政治學家、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提議者,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
文章來源:《獨立評論》1935年第150號。
發布時間:2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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