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復議申請人(原告)資格與信賴利益?;さ腦擻?/span>
——基于馮書軍案的分析
作者:陳新民  
    摘要:  依據“?;ば苑ü妗焙汀熬赫摺崩礪?,所有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相對人都擁有申請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而不應局限于權利聯系上狹義的“承繼論”。在信賴利益?;ち煊?,只要存在信賴公權力即可享受信賴利益保障;同時也應強調法律的安定性,當違反信賴利益保障原則之時,法律安定性也就無從討論。
    關鍵詞:  行政救濟;行政復議;原告資格;信賴利益?;?;法律安定性

2017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審核通過的“行政審判十大經典案例”,其中“馮書軍訴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撤銷國有土地使用證案”(以下簡稱本案)討論了原告提起行政復議是否“適格”的問題,涉及到人民能否請求行政救濟的資格要件。本案可以澄清在具體行政爭議中,哪些人的權利受到損害,方可以認定是受到行政權力的侵害,從而可通過行政訴訟程序獲得救濟。另外,本案一并討論了作為法治國家保障的法律安定性原則最重要的制度——信賴利益的保障應如何運用、以及適用在何種場合等諸多問題。本案對于行政訴訟的學理與實務方面,都有值得探究的價值。

一、本案的基本案情與判決

(一)基本案情

1995年6月3日,河北省景縣商業局食品加工廠為了解決職工住房問題,申請征收涉案土地。1995年10月,原景縣土地管理局將該土地征收,并出讓給景縣商業局食品加工廠,并在辦理土地登記過程中將土地使用者變為馮玉章(原告馮書軍之父)。1995年11月,河北省景縣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景縣政府)為馮玉章頒發了國有土地使用證。該土地在1990年就已經由原使用人張天安有價轉讓給馮玉章。由于馮玉章辦證后一直未建房,2003年3月1日,原使用人——即本案的第三人張天安以3000元的價格將該地賣給趙文彬,雙方簽訂了轉讓協議。2004年趙文彬在該地上建房并居住至今,但一直未辦理土地使用證。2009年6月,馮玉章將趙文彬訴至景縣人民法院,趙文彬得知馮玉章已獲得國有土地使用證,遂提起行政復議。復議機關以行政程序違法為由撤銷了景縣政府為馮玉章頒發的國有土地使用證,并注銷其土地登記。馮玉章不服該復議決定,訴至法院。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過一審、二審、再審后,最高人民法院又裁定提審,判決撤銷再審判決,維持二審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是趙文彬對于1995年11月景縣政府頒發國有土地使用證的行政行為是否具有申請行政復議的主體資格。趙文彬對涉案地的占有源于張天安2003年的轉讓行為,而頒證行為則發生在此次轉讓之前的1995年。因此,趙文彬要獲得申請復議的資格只有通過轉讓承繼的方式。而轉讓承繼的前提則是頒證行為作出時張天安具有申請復議的資格。1995年10月,原景縣土地管理局將該土地征收后,該幅土地的性質已經轉變為國有。張天安未對土地征收行為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此后,原景縣土地管理局在辦理土地登記過程中將土地使用者變為馮玉章,景縣政府也為馮玉章頒發了國有土地使用證。該頒證行為是在該土地通過征收轉為國有土地的基礎上作出的。即,在頒證行為作出之前,即使不考慮張天安在1990年就已經將涉案土地使用權有價轉讓給馮玉章的事實,其亦因該土地被征收而不享有土地使用權,故其與該頒證行為之間并無法律意義上的利害關系,不足以獲得申請復議的資格。據此,趙文彬不具備申請行政復議的權利基礎。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進一步確定行政復議資格和權利的承繼問題。行政復議制度是我國重要的行政救濟制度。行政救濟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有權利必有救濟”。根據《行政復議法》的規定,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根據《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的規定,申請人需與被申請的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復議申請才予以受理。本案中,趙文彬對涉案土地的占有來源于張天安在2003年的轉讓。本案中被申請復議的頒證行為發生在1995年。行政機關作出頒證行為時,張天安已經喪失對涉案土地的使用權,與該頒證行為之間已無法律意義上的利害關系,亦無申請行政復議的資格。羅馬法諺“后手的權利不得優于前手”也體現了權利繼受規則。本案中,作為前手的張天安已經喪失行政復議的資格,作為后手的趙文彬則喪失了權利繼受的基礎。本案頒證之后,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業已形成穩定的行政法律關系,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法院和行政復議機關亦有義務維持行政法律關系的有序存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只有在符合《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關于利害關系人的規定的前提下,才能對既存法律關系發起復議或者訴訟“挑戰”,這也正是維護法律安定性和行政秩序穩定性的需要。該案對于明確行政復議資格條件及其承繼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二、申請人(原告)資格的擴張:由傳統狹義“相對人理論”的理論到“?;ば苑ü妗庇搿熬赫摺崩礪?/span>

(一)利害關系人與“相對人理論”

最高人民法院除了在本案提出了“權利承繼論”——必須是與申請復議的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人,方得申請復議;必須由該利害關系人處“獲得權利轉讓”者,方能提起復議。似乎“利害關系人”與“權利轉讓人”之間應當要有一個明確的法律關系(轉讓行為),而不是基于事實或其他理由。易言之,必須完全依據行政行為而產生“利害關系者”,方得提起行政復議。

關于行政訴訟中“原告適格”問題的討論,一般通說是“相對人理論”(Adressantentheorie)。相對人對于具體行政行為所產生的侵害,以及在申請為具體行政行為(如申請許可)但行政機關卻不為行為時(前者為撤銷之訴;后者為義務之訴,請求給予具體行政行為之訴),都可以請求行政救濟。此乃是“有權利必有救濟”的法諺,故是為了保障這些受到行政行為(不論是積極行為或消極行為)侵害的相對人,才有此救濟程序。此即“相對人理論”。依此理論,擁有此救濟權利者,德國行政法學稱為“訴訟資格”(Klagebefugnis),我國臺灣地區稱為“訴訟權能”。之所以行政訴訟會將訴訟權能作為訴訟資格,是避免非相關法律權益的爭訟,而增加法院的負擔,造成濫訴。例如對于反射不利益的事件,不能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

(二)“?;ば苑ü妗庇搿熬赫摺崩礪?/span>

但隨著訴訟權能概念的擴張,即使非為具體行政行為的對象,亦有可能因為事實上牽連的關系,而可能使自己的權利受損,因此傳統的“相對人理論”便有擴張之趨勢,這是基于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理論,防止人權受到行政公權力的侵害,故產生所謂的“可能性理論”(M  glichkeitstheorie),只要行政行為有侵犯個人權利的“可能性”時,便應當許可受侵犯人擁有起訴尋求救濟的公法權利。

所謂“?;ば苑ü妗保⊿chutzrechtstheorie)是指法律不單是規范國家與人民間或人民之間的法秩序,也可以在個案中產生保障個人權利的功能,即讓權利受到行政權力之侵犯時可請求法院救濟的權利。這便可產生?;じ鋈巳ɡ摹骯ㄇ肭筧ā?。關于何種情況可以認定擁有請求行政救濟之權能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6月13日頒布的“行政審判十大經典案例”中羅镕榮訴吉安市物價局物價行為處理案,已經觸及到了此一問題,可作為研究舉發人是否具有行政復議權能的案例。例如,我國臺灣地區的建筑法規雖然主要是規范人民如何行使建筑自由權利,從而構建國家與社會的建筑秩序。但在個案中,如某人申請建筑許可,但其鄰居認為此建筑許可將會侵犯其權利時,即可根據“?;ば苑ü妗被竦迷孀矢?。

另外,在德國公務員法領域的“競爭之訴”(Konkurenzklage)指當上級機關提拔公務員時,與其競爭的其他喪失晉升或調任機會的公務員,也可主張晉升或調任權利非法受到侵害而起訴。這種晉升或調職命令被視為具體行政行為,而非不可訴的行政內部行為。根據德國的“重要性理論”,凡對于公務員權利有重大影響者,皆可視為具體行政行為,而提起救濟。這也是德國行政法學大力更改過去在二戰前實施特別權力關系所作的變革。依以往的理論,這些關于公務人員的獎勵、懲罰、調職、升遷、準假與否等人事處分……都不視為具體行政行為,不得參照人民與國家機關間的法律關系而提起行政訴訟,只能通過內部申訴的體制,來予以救濟。

我國臺灣地區則大致采納德國較舊“基本關系與經營關系理論”與部分“重要性理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只有涉及到會影響擔任公務員身份及對于嚴重侵犯公務員權利者,才能提起行政訴訟;至于記小過、調職等不影響公務員身份的輕微不利影響,只能通過申訴的方式尋求內部救濟。因此在我國臺灣地區似乎無法承認公務員對于他人的晉升享有“競爭之訴”的起訴權利。

商業競爭的情形同樣屬于“第三者保障”,且是類似于公務員法的“競爭之訴”的訴訟。例如,在政府采購案,中標者的權利如非依法獲得時,便會侵犯到其他競爭者的獲選資格。因此,應當許可其他競爭者提起行政救濟。

基于上述排斥傳統狹義“相對人理論”的理論,在行政許可領域權利受損的第三人都具有可訴性。這意味著凡因他人的行政法關系使自己法律上應享有的權利受到損害時,皆可享有獲得法律救濟的機會,憲法所謂的“有效的權利救濟”(Effektive Rechtschutz)便是此理。因此,一審判決認為復議人趙文彬在系爭土地上建房居住多年,并與該系爭土地發放給馮玉章的使用證行為存在著利害關系,而受理趙文彬提起的行政復議及行政訴訟并無不當。

三、復議申請資格的“承繼論”忽視了利害關系人的訴權

最高人民法院在終審判決認定趙文彬并無獲得行政復議的主體資格,理由是:趙文彬的權利只能夠透過其轉讓人張天安而得,故除非張天安應該對土地征收行為起訴,否則不能獲得繼承張天安的權利,從而不能提起復議。

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指出:“趙文彬要獲得申請復議的資格只有通過轉讓承繼的方式。而轉讓承繼的前提則是頒證行為作出時張天安具有申請復議的資格?!庇捎謖盤彀膊瘓哂猩昵胄姓匆櫚淖矢?,因此趙文彬不具備申請行政復議的權利基礎。最高人民法院運用了傳統的“當事人原則”,將本案的行政爭訟權能限于“行政征收行為”的相對人——所以才主張趙文彬應當直接對征收行為起訴,而其權利源于原使用人張天安。

這種見解似乎忽視了“實際利益受侵害”者便可以提起救濟的“利害關系第三人”,在實質上否認了趙文彬法律上的利益。依照《行政復議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所以,權利受到侵犯的利害關系人可以提起復議和行政訴訟。至于其他利害關系人,也可以適用類似“參加訴訟”的方式尋求行政救濟。對此《行政復議法》第10條第3款也有明確規定:“同申請行政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作為第三人參加行政復議?!筆率抵っ?,趙文彬確實在該土地上已經蓋房且居住甚久,僅就蓋房的經濟利益與住房本身都是具體的利益。

四、信賴利益?;び搿胺砂捕ㄐ浴鋇氖視?/span>

(一)由馮玉章處獲得承繼權利的第三人享有信賴利益?;?/span>

本案如果依照“典型意義”中對于“法律安定性與行政秩序穩定性的需要” 的強調,應當適用信賴利益保障原則。然而誰是此原則的受益者?究竟是獲得授證之利的原告馮玉章,還是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且居住多年的趙文彬?還是尚有“第三人”?

首先,原告馮書軍(及其父馮玉章)當年獲得系爭土地的使用權。此轉讓雖是違法,但無人提起復議,因此取得了形式的合法性。這是屬于“違法授益決定”,依據行政法法理,可以由主管機關予以撤銷,但若有值得?;さ男爬道媸?,可以阻止行政機關的撤銷權。信賴利益?;さ奶跫?,以受到公權力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產生在前為要件。盡管可以在事后隨時撤銷或廢止對人民不利的行為,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對于因法令改變或情勢變遷而需要廢止的有利具體行政行為(授益行為),必須有極嚴重的公共利益方得許可,同時對于因此損失者應當給予公正的補償,以表示對人民信賴此合法行政行為的利益給予?;?。至于基于違法的授益行為,而事后行政機關發現錯誤而予以撤銷,除非當事人已事前知悉,或者使用詐術、賄賂等其他不正方式,或者屬于重大過失,而屬于“不值得信賴”者外,也要給予“不知情者”公正的補償,這都是信賴利益的實現。在本案中,由經驗法則而論,原告應當早知道此征收的土地應轉給需要職工住宿的食品加工廠,而非轉給自己。同時此“征收”進行的程序必須明定征收目的,對于現在權利使用人(原告享有使用權),理應給予一定的補償,因此原告不可能不知道此征收的合法要件??梢災っ?,原告并非善意的取得征收土地的使用憑證,故屬于排除信賴利益?;さ奶跫?。

其次,復議申請人趙文彬是否可以主張信賴利益保障的原則?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駁回復議申請,顯然是采取否認的態度。趙文彬系由該土地原有的使用人張天安處有償獲得土地的使用權,且該土地本即其兄趙文瑞的老宅,1986年趙文瑞將其老宅以1500元價格賣與張天安,并辦理了公證手續;后房屋倒塌,張天安一直未翻建。但2003年的轉讓并沒有辦土地權證,故并非合法。1998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在作出的“關于對農民長期使用但未取得合法權屬證明的土地應如何確定權屬問題的電話答復”中認為:根據《憲法》《土地管理法》,關于土地所有權規定的基本精神,對土地所有權有爭議,但不能依法證明土地屬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應依照《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并參照國有土地管理局確定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的相關規定,確定土地所有權。若國家使用該爭議地,應參照國家征用土地的有關規定,給予適當的補償為宜。本案不應比照此案例來作出肯定的結論:這是基于復議申請人趙文彬透過與原來涉案土地的無權使用人張天安的協議,而使用該土地,并在該地上建房居住至今。這是典型的“無權使用”之情形,自始無法律保障之基礎,與公權力無涉,無法產生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以致于達到可請求信賴?;さ某潭?。此外,與1998年的“電話答復”所提及的案例不同,是指多年耕種事實的農民,但該土地的歸屬不明,不能斷定是否為農民集體所有。一旦國家要使用此土地,即無異剝奪了農民耕種的權利,且是征收權力,故應給予適當的補償。這些農民雖然屬于未具備合法資格,而使用土地,既然土地歸屬何人并不明確,故處于“侵權”的灰色地帶。然而本案則是清楚地占用他人“合法”的土地(至少在撤證之前是推定合法),故不能夠援引該案,而主張“信賴利益?;ぁ鋇奈侍?。如果復議人趙文彬真是基于善意的關系,由張天安處獲得錯誤的信息,而認為其仍繼續擁有使用權,因此得自由興建房舍與使用,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這是典型的侵權行為,自應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請求張天安為損害賠償。

最后,至于其他善意第三人,如果由原告馮玉章處獲得了承繼的權利,若只依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提出的“承繼論”而論,似乎便取得了關系人的地位,從而可以提起訴訟。從而,并無援引信賴利益?;さ腦蚶純隙ㄆ渚燃萌ɡ謀匾?。此時“信賴利益?;ぴ頡笨贍芑竦檬視?。因為,任何“善意第三人”既然相信了主管機關頒證予原告馮玉章的行為,相信原告具有合法的使用土地之權,因此第三人善意地從馮玉章處取得了權限,除了有構成不值得信賴保障的情形外,即可享受信賴利益的?;?。不過在本案中,原告雖然獲得土地的使用權證,但事后沒有將權利轉讓給他人,故沒有產生信賴利益?;さ奈侍?。

(二)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法律安定性”保障的目的

由前所述,本案中原告馮玉章、復議申請人趙文彬,都沒有值得信賴?;さ那樾?,也無產生由馮玉章處獲得足以保障其信賴利益的“善意第三人”。

“本案頒證之后,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業已形成穩定的行政法律關系,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法院和行政復議機關亦有義務維持行政法律關系的有序存在?!備夢淖炙得髁嗽婊竦猛戀厥褂萌ㄖず?,已經維持了穩定的法律關系,除非法定理由存在,否則不得通過行政救濟程序予以變更。這段敘述認為授證后,即對本案的原告權利產生了“信賴利益?;ぁ鋇氖視?。這種立論將信賴利益保障原則適用到原告身上。而實際上,如前所述,原告并不符合信賴利益保障的要件。而如果將法律安定性原則用于積極肯定原告“繼續擁有違法權利的法律秩序”,則背離了信賴利益所保障的實質正義原則。國家法律秩序豈可保障一個自始即“無信賴利益保障價值”的非法取得征收土地之權利?

本文認為,舉出此法律安定性的理由,正是舉出所謂消極意義之“不值得信賴利益?;ぁ鋇那樾巍聳且罷被北涓謾拔シù唇ㄖù渦頡鋇募卻孀刺?。這也符合行政程序法理論對許可或限制對違法授益行政行為的廢止或撤銷。由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典型意義”所表述“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業已形成穩定的行政法律關系”,除非符合法定理由(包括許可廢止或撤銷的原因及是否給予補償),否則不得變動之的內涵的見解,會產生一個誤解:即最高人民法院盡量維護此違法授證而來的權利。本文認為,唯有強調此“排除信賴?;ぁ鋇奶跫?,作為肯定撤證引起現存法律秩序變動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理由。否則會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在援引與排斥法律安定性原則,所作的含糊與混淆適用之憾。

結論——法律安定性與實質正義的平衡

就比較行政法學的立場而論,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表示“維護法律安定性和行政秩序穩定性的需要”是值得贊許的。不過在如何維持法律秩序的穩定、堅守依法行政所追求的法律優越原則、確保相關人的權益之間,以及如何正確運用信賴利益保障及排除此原則方面,都要作一個正確的拿捏,不可偏廢。如同德國在上世紀最偉大的法哲學家賴特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所言“法治國家恒在追求法律安定性與實質正義的平衡”。

本案涉及到行政救濟的要件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排斥復議申請人提起復議及行政救濟的資格要件采用“權利承繼論”,過早對本案的“實質面”——即復議人提出復議是否具有實體上的理由作出了判斷,從而導出其無申請復議資格之結論。本文認為,只要秉持“可能侵犯其利益”的“可能性原則”,就應開啟救濟之門,本案的一審法院認定復議申請人在涉案土地上蓋房與居住多年的事實行為足證有法律上的利益,應給予救濟的機會。至于實體上有無合法,乃是另一個問題,已符合經驗法則與事理,不能謂為濫訴行為。

鑒于本案是一個解決土地征收、侵犯他人(包括國有)土地的違規建筑與居住的爭訟,如果應當給予一個最完美的訴訟程序,最終相關人民應當獲得何種的法律效果?本文認為似乎可達到四種結論:

第一,若趙文彬認為馮玉章違法獲得的征收土地,已經侵害其使用土地之權利,即使其非該征收決定的當事人(相對人理論),也可以援引第三人訴訟(鄰地爭訟)的法理,認為“實質權利受損”,而即可提起復議與行政救濟。

第二,針對復議申請所指出的馮玉章是違法獲得了征收的土地,即使認為復議申請并不合法,應當予以不受理。所以復議機關應當知悉此不法授證行為而予撤證,不能夠承認這種非法取得使用證之權利能夠受到法律安定性與信賴利益的保障。反而應依據信賴利益?;ぴ虻摹襖馀潘娑ā?,而肯定即使撤證而牽動目前違法秩序的改變,亦無破壞法律安定性的原則。

第三,馮玉章非法獲得土地使用權后,在撤證前屬于合法擁有該土地使用權者,如果在此期間有將此權利授予其他善意第三人,則會產生“信賴利益?;ぁ鋇奈侍?,行政機關在撤銷前必須進行公益衡量,確定公益利益超越該私人獲得的利益時,方可行使撤銷權。同時要給予公正的補償。本案似乎沒有產生此情形,因此沒有信賴利益保障的問題。

第四,至于趙文彬非法占用國有土地,建造房屋,即應負有拆屋還地的義務。此時土地所有權人(即食品廠)當無需賠償或補償。

如果可以依此四點作為判決的結果,則可達到兩個目的:首先,該非法占有之國有土地,回歸國有企業,符合當初征收的目的。其次,非法移轉該土地與私人的情形,隨著撤銷使用證的行為,而告改正,使合法的法律狀態獲得實踐。這種解決方是法治國家解決法律爭議、確定合法行政秩序的正確方法。


注釋:
關于何種情況可以認定擁有請求行政救濟之權能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 年 6月13日頒布的 “行政審判十大經典案例” 中羅镕榮訴吉安市物價局物價行為處理案,已經觸及到了此一問題,可作為研究舉發人是否具有行政復議權能的案例。參見《羅镕榮訴 吉安市物價局行為處理案》,載 《人民法院報》2017年1月4日,第 08 版。
1 我國臺灣地區“公務人員升遷法”第15條規定: 公務人員對本機關辦理之升遷,如認有違法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公務人員 保障法提起救濟。升遷涉及到官等的調整與薪俸的增加與否,屬于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范圍。至于不影響官等與薪俸的調職,依臺灣 地區 “最高行政法院”2015 年 8 月份 “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認該職務調任,未損及既有之公務員身分、官等職等及俸給 等權益,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只能夠提起申訴、再申訴的內部救濟程序,參見臺灣地區 “最高行政法院”2018 年裁定 (107 年度裁字第1027號)。至于《公務員法》第13條第6款規定: 公務員享有申訴與控告的權利。依照全國人大對本條文的解釋: “公務 員的申訴權利,是指公務員如對涉及本人的人事處理決定 (包括處分決定和被降職、被辭退的決定等) 不服時,可以向原處理機關申 請復核,同時有權向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或者作出該人事處理的機關的上一級機關提出申訴,其中行政機關的公務員對處分決定不服 的,也可以向監察機關提出申訴。公務員的控告權利,是指公務員對于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利的行為或者違法、違紀、失 職及瀆職的行為,有權向上級機關或者監察機關提出控告?!?因此不論是升遷,或是調職,似乎都只能夠尋求申訴途徑,而不能提起行 政訴訟。
參見德國 《聯邦程序法》第 49 條第 5 款的規定; 我國臺灣地區 “行政程序法”第 120 條及第 126 條,都有關于這種授益行政 行為的廢止與撤銷的界限問題,見陳新民: 《信賴利益的?;び虢縵蕖V菔兄性バ塹魑鍍煩咧V菔腥嗣裾姓砭齠?案》,載 《法治研究》2018 年第 5 期。
此即 “信賴利益的排除條款”,和德國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大致相仿。依德國 《聯邦行政程序法》 第 48 條,有下列三種信 賴利益?;さ吶懦娑? (1)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處分者; (2)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數據或為不完全陳述,致 使行政機關依此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3) 該違法處分之違法性,非明知或非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最高人民法院 [2001] 行他字第 17 號,參見梁鳳云: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訴訟批復答復釋解與應用》 ( 法律適用卷) ,中國法 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1 頁。
關于德國法學上對于 “實質正義” 與 “信賴利益?;ぁ?的問題,參見陳新民: 《法治國家理念的靈魂》,載陳新民: 《德國公 法學基礎理論》,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8 頁。
文章來源:《行政法學研究》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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