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珍訴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開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6)最高法行申1842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王福珍,女,1953年4月3日出生,漢族,住天津市濱海新區。

再審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濱海新區塘沽新港二號路35號。

法定代表人張勇,該區人民政府區長。

再審申請人王福珍因訴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濱海新區政府)政府信息公開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5)津高行終字第0056號行政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李廣宇、代理審判員胡文利、代理審判員李緯華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以下主要事實:2014年7月3日,王福珍以郵寄方式向濱海新區政府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內容為“公開貴機關大沽街道副書記王大明、信訪科長于國棟于2012年9月24日強制將王福珍、周大鐵、周瑩一家三口送天津市公安局安康醫院(××院)所依據的證據材料”。濱海新區政府2014年7月5日收到王福珍的申請,經審查于2014年7月25日作出《關于王福珍依申請公開信息的答復》,內容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九、十、十一條規定,您申請的信息不屬于本機關公開范圍。王福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要求確認濱海新區政府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法定職責的行為違法;撤銷2014年7月25日濱海新區政府作出的《關于王福珍依申請公開信息的答復》;判令濱海新區政府依王福珍申請在十五個工作日內重新作出答復。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濱海新區政府接到王福珍的申請后,經查詢確認其未制作或者獲取上述信息。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依法不屬于本行政機關公開或者該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對能夠確定該政府信息的公開機關的,應當告知申請人該行政機關的名稱、聯系方式。濱海新區政府依據上述規定,書面告知王福珍不屬于本機關公開的范圍,已經履行了相應的答復處理職責,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王福珍要求濱海新區政府公開上述信息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不應予以支持。據此作出(2015)二中行初字第26號行政判決,駁回王福珍的訴訟請求。王福珍不服,提起上訴。

一審庭審后,王福珍申請調取下列證據:濱海新區政法委常務副書記謝志強簽批的濱海新區政府信訪辦公室向濱海新區政府人大常委會人民來訪接待部門提交的關于申請王福珍相關訴求的答復。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王福珍申請調取的上述證據與本案不具有關聯性,其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決定不予準許。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濱海新區政府經對其信息資料管理平臺信息資料進行檢索,未發現涉及王福珍及其家人的信息記錄,作出被訴《關于王福珍依申請公開信息的答復》,告知王福珍申請的信息不屬于其公開范圍。訴訟中,濱海新區政府進一步說明了其進行檢索的信息平臺系其與天津市濱海新區區委及人大等部門共用的信息資料管理平臺,其制作和保存的信息均匯總錄入該信息資料管理平臺數據庫的情況。被訴答復行為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符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王福珍主張濱海新區政府應當公開其申請的信息,缺乏事實依據。王福珍申請法院調取的證據,亦不能證明濱海新區政府保存了其申請的信息。王福珍主張其被強制送入天津市公安局安康××院的問題,不屬于本案被訴政府信息公開行為合法性審查的范圍。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王福珍在向本院提出的再審申請中請求:1.依法撤銷原一、二審判決,指令再審本案;2.依法撤銷被訴政府信息公開答復并依法判令其按再審申請人所要求重新作出答復。其申請再審的主要事實與理由為:1.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再審被申請人未舉證證明對再審申請人未實施行政強制行為的證據;2.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再審被申請人交替使用“不屬于本行政機關公開”和“政府信息不存在”這兩個不同的答復理由,這種自相矛盾的法規運用被兩審法院均予以認可。3.原審判決審判程序違法。未根據再審申請人的申請調取能夠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對其實施了行政強制行為的證據。

本院認為:政府信息公開訴訟在很多方面與傳統行政訴訟不同,它既承繼了合法性審查的因素,又不將其作為唯一的追求和考慮,而更著眼于爭端的解決,也就是說,政府信息公開訴訟關注和解決的,始終是政府信息事實上能否公開這一實質問題?!墩畔⒐趵返詼豕娑ǎ骸氨咎趵普畔?,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庇紗絲杉?,“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是政府信息可以公開的前提。行政機關只提供已經存在的信息,不因為申請人的請求而負擔為其制作信息的義務。所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才規定,“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應當告知申請人”。政府信息不存在,既是政府信息公開法通常規定的拒絕公開的一個法定理由,也是行政機關非常樂于使用的一個借口。又由于政府信息實際為行政機關掌握,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導致政府信息事實上存在不存在的判斷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以國際通行做法來看,當行政機關主張政府信息不存在時,必須證明其已經盡到勤勉的檢索義務。本案中,再審被申請人在接到再審申請人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即對其信息資料管理平臺上的信息資料進行檢索,未發現涉及再審申請人及其家人的信息記錄,訴訟過程中又進一步說明了其進行檢索的信息平臺系與天津市濱海新區區委及人大等部門共用的信息資料管理平臺,其制作和保存的信息均匯總錄入該信息資料管理平臺數據庫的情況。應當說,再審被申請人能夠證明其盡到了勤勉檢索的義務,原審法院重點查證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也抓住了案件事實的本質,不存在再審申請人所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與本案有關的下列證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海ㄒ唬┯曬一乇4娑胗扇嗣穹ㄔ旱魅〉鬧ぞ?;(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三)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證據?!閉饈俏私餼魴姓嘍勻誦畔⒄加脅歡猿頻淖純齠鞒齙奶乇鶘杓???悸塹皆謖畔⒐咚咸乇鶚竊諦姓刂髡耪畔⒉淮嬖詰那榭魷?,行政相對人的信息不對稱尤其突出,所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第五款又特別作出規定:“被告主張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能夠提供該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關線索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取證據?!鋇?,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原告、第三人申請人民法院調取證據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即“與本案有關”以及“不能自行收集”?!蹲罡呷嗣穹ㄔ汗賾諦姓咚現ぞ萑舾晌侍獾墓娑ā返詼奶醯諞豢鈑侄緣筆氯松昵肴嗣穹ㄔ旱魅≈ぞ蕕鈉諳拮鞒雋艘?,即“應當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調取證據申請書”。本案中,再審申請人提交調取證據申請書的時間在“庭審后”,申請調取的證據是“能夠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對申請人實施了行政強制行為的證據”,既超過了提交申請的期限,申請調取的證據也并非“與本案有關”,原審法院決定不予準許,并不違反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

再審申請人還質疑,“再審被申請人交替使用‘不屬于本機關公開’和‘政府信息不存在’這兩個答復理由”。本院注意到,這種“交替使用”確實存在,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行政機關的不審慎以及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條文理解的不深入?!墩畔⒐趵返詼惶豕娑蘇畔⒐鷥吹母髦智樾?,同時也規定了行政機關在作出答復時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理由的義務,行政機關不僅應當遵循,而且應當盡可能地準確說明理由,并切實避免隨意?!耙桓雒揮欣磧傻木齠?,等于一個猜不透的謎語”,一個理由變來變去的決定,同樣容易降低人們對它的信任。但在面對行政機關不說明理由、說明理由錯誤等等瑕疵時,法院應當作何抉擇,也是一個普遍性的見仁見智的難題。固然,說明理由既是行政機關應當遵循的法定義務,同時也是法律賦予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應當得到尊重,但在政府信息公開訴訟中,通說認為,行政機關在保持與基本事實同一性的范圍之內追加和變更理由一般可以允許,即以本案為例,行政機關在信息公開答復中稱不公開是因為“不屬于本行政機關公開”,這一理由并沒有涉及政府信息是否存在的問題,當其在訴訟中將理由替換為“政府信息不存在”,而實際情況確實不存在時,就具備與基本事實的同一性。從實際效果來講,如果法院判決行政機關重新作出答復,也仍然無法改變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客觀事實,程序的糾正并不能有助于再審申請人獲得政府信息的愿望的實現。因此,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再審申請人的訴訟請求符合客觀實際。

綜上,王福珍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再審申請人王福珍的再審申請。

審 判 長  李廣宇

代理審判員  胡文利

代理審判員  李緯華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李秀麗

書 記 員  孔冰冰


文章來源:中國憲政網
發布時間:20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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