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香港基本法》解釋實踐對人大釋憲的啟示
作者:王磊 謝宇  

一、前言

憲法解釋是憲法實施的重要保障。根據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享有憲法解釋權和法律解釋權,但在近年來的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卻鮮有解釋憲法的實踐。與此同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作為香港憲制性的法律,解釋《基本法》的工作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重要性上都與解釋憲法最為接近,但與鮮有的人大釋憲工作相比,自1999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解釋《基本法》的實踐格外引人關注。在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四次對《基本法》中爭議較大的問題進行解釋,有效解決了居港權、香港政制改革、特首剩余任期、國家主權豁免等重要問題的爭議,對于維護香港地區的繁榮穩定和《基本法》的權威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我們研究人大釋憲機制提供了重要的范本。為了探索健全我國憲法解釋機制之道,我們有必要從已有的《基本法》釋法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從中發掘有利于完善憲法解釋機制的啟示。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實踐概況

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基本法》的解釋主體分別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就不同的事項對《基本法》進行了解釋,本部分首先對四次釋法實踐的來龍去脈進行厘清,以便下文對其基本要素和特征進行歸納:

(一)1999年釋法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地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均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時,按照內地法律及香港相關條例,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須持有公安部門頒發的單程證,且出生時父母一方已經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才能夠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1999年1月,香港終審法院對居港權系列案件作出終審裁決,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無論其是否已經取得內地公安機關頒發的單程證,無論是否是婚生子女,以及出生時父母是否已經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均擁有居港權。

這一裁決可能導致160萬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涌人香港地區進而危及香港地區的繁榮穩定,也引起了內地法律界的強烈反應。1999年5月,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交了請求釋法的報告,國務院隨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提請釋法的議案。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國務院的議案,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釋》。該解釋要點如下:(1)香港終審法院的解釋不符合《基本法》的程序和立法原意;(2)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必須取得單程證才能合法入港,同時,出生時父母一方或雙方已經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才符合《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標準;(3)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具有終局性,特區法院應以該解釋為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解釋后,香港社會雖然存在一定的爭議,但該《解釋》仍然得到了遵守。在隨后的“劉港榕案”中,香港法院再次確認審理案件應當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但由于釋法技術不成熟,該解釋尚存在一定缺陷,為“莊豐源案”中政府敗訴埋下了伏筆。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方法上與香港終審法院也大相徑庭,主要采取的是原意解釋和社會學解釋。

(二)2004年釋法

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一直是人們關注和爭議的焦點。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根據《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2007年以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2004年,香港地區進行政制檢討,各方圍繞著上述兩個文件中諸如“‘2007年以后’是否包括2007年”,“‘如需修改’如何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和備案是否是政改方案生效的前提”等問題產生了較大分歧。

在此背景下,港區人大代表提出了釋法請求,隨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出了解釋案議案。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該解釋要點如下:(1)政改時間:包括2007年當年及以后;(2)政改條件:“如需”修改,是指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修改;(3)政改法定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和備案是政改方案生效的前提,是必經的法律程序;(4)政改前適用何種規則:相關規則如未修改,仍然適用現有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厘清了基本法附件一、二的若干灰色地帶,并就‘2007年以后’政制發展的可能性、程序和步驟訂立必不可少的規范或‘游戲規則’,從而為今后政制發展建立逐步穩固的法理基礎”,即使對該解釋持有不同意見者也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該解釋建立了對《基本法》解釋的絕對權威。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本次釋法中,采用了原意解釋、結構解釋、目的解釋等多種方式。

(三)2005年釋法

2005年3月,時任特首董建華在任期未結束的情況下請求辭職。國務院批準其辭職后,根據《基本法》及附件一的規定,選舉委員會需要在6個月內補選出新的行政長官。然而,“對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的問題,香港社會出現兩種不同意見,有的意見支持應當是剩余任期,有的意見認為應是5年任期……再者,已經有立法會議員及個別市民公開表示會就《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草案提出司法復核。事實上,法庭在4月4日已收到1個司法復核申請?!備鶻綞雜諦灤姓す偃紋詰惱椴歡俠┐?,部分反對派利用懸而未決的任期問題故意阻礙行政長官的補選,危及到了新行政長官的產生。

為解決各界對于剩余任期的爭議,盡快依法補選行政長官,2005年4月,時任署理行政長官曾蔭權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求國務院就爭議條款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國務院隨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議案。2005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該解釋規定:在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未修改前,如行政長官未任滿五年任期導致行政長官缺位,新行政長官的任期應為原行政長官的剩余任期。本次釋法有效解決了香港社會對“剩余任期”的爭議,確保順利補選產生了新的行政長官,保障了特區政府權力順利交接。在本次解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采用了結構解釋的方法,即并非僅通過字面對《基本法》第53條第2款進行解釋,而是結合《基本法》第45條第3款(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以及附件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第1條(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出)、2條(選舉委員會任期為5年)、7條(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改的條件和程序)進行解釋。

(四)2011年釋法

2008年5月,美國FG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起訴訟,以剛果民主共和國為被告、中國中鐵公司及其三家子公司為連帶被告,要求執行兩項國際仲裁裁決,被告則主張剛果民主共和國享有國家豁免權。高等法院原訟庭認為,剛果(金)在本案中的行為為國家行為,法院無管轄權,因此判決FG公司敗訴。而上訴法院認為,本案應適用港英時期的限制豁免論,認為剛果(金)的部分行為屬于商業行為,部分支持了FG公司的請求。最終,終審法院認為,香港法院應否采取中央政府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系,故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3(1)條和第19(3)條。

隨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審議該解釋案草案,2011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該解釋要點如下:(1)介紹本次釋法事由;(2)香港終審法院提請解釋的四項具體問題;(3)香港終審法院提請釋法符合《基本法》;(4)中央政府有權決定香港特區適用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香港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應當適用。同年9月,終審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進行了終局判決,宣布香港法院對于剛果(金)沒有司法管轄權,FG公司敗訴。

2011年釋法是唯一一次由終審法院主動提出的,并成為了終審法院最終作出裁決的重要依據。該解釋既及時解決了對《基本法》的爭議,又有效實現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與香港普通法院釋法的有效銜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工作的典范。

三、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實踐的基本要素與特征

正如上文所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進行了四次釋法工作,四次釋法工作涉及居港權、政制發展、特首任期、國家豁免等各個方面,爭議條款、訴求主體、解釋方法等要素也各不相同。其釋法頻率之頻繁、內容之廣泛、要素之多樣,遠勝于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的實踐,與此同時,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實踐的基本要素進行觀察和分析,也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鑒。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的基本要素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的基本特征

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解釋《基本法》的工作雖然有著諸多區別,但對其進行歸納總結卻可以發現四次釋法工作中的共性,其釋法工作同樣有章可循。筆者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

1.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具有法定性

在四次關于《基本法》的爭議發生后,香港社會各界均試圖對爭議條款進行解釋,并且莫衷一是。然而,與其他組織或學者對《基本法》的解釋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具有法定性,其解釋權是由《憲法》和《基本法》所明確規定的。我國《憲法》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包括對憲法、法律進行解釋;《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四次解釋《基本法》時都會明確強調,其行使法律解釋權的依據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明文規定。

2.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具有終局性

雖然《基本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也就是說,香港法院通過授權,同樣有權對法律進行解釋。但《基本法》對此進行了補充,“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也就意味著如果香港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同一事項做出的解釋不同,應當以后者的解釋為準。同時,根據1999年和2011年釋法實踐來看,在這兩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前,香港各級法院對爭議條款均進行過觀點各異的法律解釋,但最終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起到了“一錘定音”的效果,成為解釋之后法院判決的依據。

3.訴求主體具有多元性

根據《立法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解釋議案的主體主要包括委員長會議、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常委會組成人員10人以上聯名。受上述規定所限,四次釋法實踐中直接提出法律解釋議案的主體只有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然而,如上表所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工作分別先由行政長官、港區人大代表、香港終審法院等主體首先通過報告等形式提出訴求,表達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意愿和訴求,隨后再由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等有權主體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提出議案。在四次釋法中,訴求主體涉及行政機關、民意代表、司法機關,其主體較為多元和廣泛。

4.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次數不多但事由重大

香港作為沿襲普通法傳統的地區,法院在日常審判中承擔著法律解釋工作,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相比,香港法院釋法的次數要遠多于全國人大常委會。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事由均十分重大:1999年釋法事由為居港權問題,涉及160萬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能否獲得居港權;2004年釋法事由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等政改核心問題;2005年釋法事由為行政長官剩余任期,在當時直接影響到新任行政長官能否順利產生;2011年釋法事由為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更是關系國家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次數少但事由重大的情況,既能夠有效適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期較短的現狀,又能夠保障《基本法》實施中的爭議及時得到權威且符合立法原意的解決。

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方法日趨成熟

法律解釋是解釋者對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和說明,但以什么角度和標準來理解法律文本的意思卻莫衷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的解釋方法對釋法有著十分關鍵的影響,對于同一條款采用不同的解釋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在1999年居港權爭議中,香港終審法院采用目的解釋的方法,導致其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無論其是否已經取得內地公安機關頒發的單程證,以及其出生時父母是否已經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其均擁有居港權;而全國人大常委會采用了原意解釋和社會學解釋,進而否定了終審法院的結論。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實踐來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常用的解釋方法是原意解釋,與此同時,還能夠有效運用結構解釋、目的解釋、社會學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達到解釋目的,不斷增強法律解釋說服力。總的來說,對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香港法律界反對或質疑的聲音一次比一次小,這部分是由于人大釋法在法律解釋的技藝和法理運用上越來越嫻熟,在釋法前后征求意見及說明解釋的溝通工作越來越規范有效”。

6.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嚴格遵守法律程序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于《基本法》的解釋具有法定性、終局性,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進行解釋時也有著嚴格的程序需要遵守。此外,香港作為公民法治意識和程序意識較強的地區,全國人大常委會能否嚴格遵守法律程序也會深刻影響公眾對其解釋的認可程度。根據《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法律解釋應遵守以下程序:(1)符合法定情形即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或法律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2)特定主體提出釋法請求。并非所有的主體均可提出法律解釋議案,根據《立法法》等規定,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以外,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主體有權提出法律解釋議案。(3)討論、表決、公布程序。即法律解釋草案形成后,草案表決稿由常委會全體組成人員過半數通過,由常委會發布公告予以公布。(4)特別程序。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前,需要征詢其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實踐表明,其作為有權對《基本法》做出終局解釋的機關,在歷次釋法中能夠嚴格遵守法律程序,這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日益受到尊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7.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均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雖然人們對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四次釋法反應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四次釋法的內容均得到了有效的遵守。1999年釋法后,香港終審法院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進行了裁判,并在后續判決中再次確認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的效力。2004年釋法后,為香港地區政改朝著符合《基本法》的方向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2005年釋法后,明確了行政長官的“剩余任期”問題,有效保障例如行政長官順利產生。2011年釋法后,明確了國家豁免規則和政策在香港地區的適用,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既反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憲法、法律解釋機關的權威,也體現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工作對于平息爭議、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

四、四次釋法實踐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的啟示

完善憲法解釋機制、保障憲法有效實施,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重要體現。與解釋憲法的實踐相比,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實踐顯得更為豐富,也留下了更多值得深究的案例和資料。同時,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與解釋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對《基本法》解釋工作的考量也最接近于解釋憲法。因此,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實踐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諸多可供憲法解釋吸取的經驗和教訓: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解釋權有著迫切的現實需要

一方面,我國《憲法》在實施過程中尚有諸多問題有必要通過解釋進行闡明?!痘痙ā紛魑愀鄣南苤菩苑?,當社會對其部分條文含義產生較大分歧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有效化解了分歧,保障了《基本法》的有效實施?!?a href="javascript:SLC(51974,0)">憲法》作為根本法,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而要真正實現依憲治國,就必須保障《憲法》能夠清晰明確地得以適用、關于憲法條文爭議能夠及時得到解決,而憲法規范與憲法條款的模糊性、抽象性、開放性與廣泛性實際上決定了憲法解釋的客觀必要性與空間。我國現行《憲法》自1982年頒布以來,由于其抽象性、概括性等特征,加之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憲法》中許多條款都有待進一步的明確,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卻鮮有對《憲法》的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種態度,使得憲法解釋權長期處于閑置的狀況,無法發揮憲法解釋獨特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憲法實施。另一方面,與《基本法》有兩個解釋主體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唯一的憲法解釋主體。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但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法院對自治范圍內的事項進行解釋,也就是說《基本法》有兩個有權主體進行解釋。但即使是在香港法院已經承擔大量釋法任務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仍然不得不在近17年的時間內先后四次行使法律解釋權。而我國憲法解釋采取的是立法機關解釋制,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我國憲法解釋的唯一主體,這就更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全面承擔起憲法解釋的任務,有效行使憲法解釋權,為《憲法》的實施保駕護航。

(二)憲法解釋應當注重不同主體利益訴求的多元化

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作為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其重要性和影響力均超越了《基本法》,對其進行解釋必然影響到不同主體的利益。而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要求之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進行憲法解釋工作時也必須注重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具體而言:(1)啟動憲法解釋時注重利益訴求的多元化。在四次釋法實踐中,提出釋法訴求的主體分別為行政長官、港區人大代表和香港終審法院,不同機關和主體在各自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提出釋法的請求,既相對全面、有效地反映了《基本法》實施中的爭議,還能夠起到一定的相互制約和監督的作用。憲法解釋與《基本法》解釋相比,涉及的主體更為廣泛、影響更為深遠,更應當在啟動時考慮多方主體的利益訴求。(2)憲法解釋過程中應征求不同主體的意見?!痘痙ā方餮痙ㄎ被岬囊餳魑頭ū鼐奶厥獬絳?,在四次釋法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釋法過程中廣泛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特別是日益重視港區人大代表等民意代表的意見并爭取其支持。由于憲法解釋的重要性和廣泛性,在對其進行解釋的過程中更應當通過論證會、座談會等多種形式聽取相關公眾、專家、部門的意見。(3)做出憲法解釋后應及時與利益主體進行溝通、傳達。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每次釋法后,不可能完全滿足各方所有的利益訴求,往往會引起部分人員的疑惑甚至不滿,全國人大常委會通?;嵬ü得骰?、發表文章等方式就釋法工作進行溝通、說明,有利于消除社會的疑惑和不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進行解釋后,必然會引發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批評也在所難免。為了公眾更好地理解憲法解釋、增強憲法解釋的說服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及時通過說明會、座談會等多種形式爭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不必要的誤會。

(三)憲法解釋應當嚴格遵守法律程序

程序正義不僅有利于實現良好的結果,同時也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四次釋法實踐中,均能夠嚴格遵守法定程序,既保障了四次釋法工作更加科學合理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支持,又有效樹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基本法》的權威,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憲法解釋程序是我們長期以來所忽略的重要環節,為了保障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憲更加科學、公正,憲法解釋有必要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點:(1)制定《憲法解釋程序法》,確保憲法解釋程序“有法可依”。憲法解釋涉及公民基本權利保障、國體、政權組織形式等各項根本性的內容,其重要性和廣泛性勝于《基本法》等法律,這就要求憲法解釋的程序應當嚴于法律。長期以來,我國并無專門的憲法解釋方面的法律,憲法解釋程序很大程度上屬于“無法可依”。為了規范憲法解釋行為,確保憲法解釋依照法律程序進行,有必要盡快制定《憲法解釋程序法》。(2)憲法解釋程序必須得到嚴格遵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憲法時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既關系到其憲法解釋的內容是否科學、合理,又關系到其程序是否違法甚至解釋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帶頭守法,在進行憲法解釋時嚴格遵守法律規定,接受社會公眾和利益相關者的監督,避免憲法解釋權濫用。

(四)憲法解釋應當注重解釋技藝的提升

由于憲法條文的高度概括性及內涵的復雜性,加之憲法解釋的重要性和廣泛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進行憲法解釋時更有必要注重解釋的技藝,確保憲法解釋經得起公眾的推敲和時間的檢驗。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釋法,雖然總體均達到了釋法的目的,但由于199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技巧的不成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莊豐源案”中政府敗訴,并為后續“雙非”風波的產生留下了制度空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憲法》進行解釋時,必須更為審慎和精湛,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點:(1)注重憲法解釋的全局性和長期性。解釋憲法是一項系統的、長期的工作,憲法解釋的內容也將構成憲法實施的重要內容,將被長期和反復地適用。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憲法》時,一方面,應當對憲法解釋有全局的考慮,包括對本次解釋與之前的解釋是否協調、憲法解釋法律后果和社會后果是否可控等因素進行全面考量;另一方面,應當對憲法解釋的長期性有所考量,要認識到憲法解釋的效力并非僅僅針對某一個案件或事件,避免憲法解釋過于局限于當下的事件而無法適應未來的變化。(2)重視憲法解釋的原則、方法和規則。憲法解釋的原則是解釋憲法的重要指導,是憲法解釋質量和合憲性的重要保障,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憲法時應當遵守原則。同時,運用不同的方式解釋憲法文本,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四次解釋實踐中,使用了原意解釋、結構解釋、社會學解釋、目的解釋等法律解釋的方法,體現了其對法律解釋方法相對熟練地掌握和運用。在進行憲法解釋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熟練運用各種解釋方法和規則,提高憲法解釋的技術性,以更為精湛的解釋技藝來實現想要達的目的。

(五)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解釋具有法定性、權威性,必須得到嚴格實施和遵守

“鑒于在憲法游戲(Constitutional game)中憲法規則如此重要,對憲法的制定和解釋也就成為了各方角逐的主戰場?!痹凇痘痙ā氛櫸⑸?,各方圍繞《基本法》的解釋進行了博弈,最終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終局解釋,得到了特區政府、終審法院等實施主體的尊重和執行,也逐漸樹立起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威。根據《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憲法解釋主體,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做出的憲法解釋具有法定性和權威性。其他國家國家機關、各政黨和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民如果對憲法解釋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法律手段向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意見,但在該憲法解釋被宣布無效、撤銷或廢止前,仍然應當嚴格遵守該憲法解釋。要求憲法解釋得到嚴格地實施和遵守的原因,從法律層面而言,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解釋權是由《憲法》所賦予的,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從社會層面而言,是樹立《憲法》及其解釋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的必然要求。

注釋: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重大項目“執政模式的法治化研究”(項目編號13JJD820002)以及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課題“人大釋憲制度的完善:以‘一國兩制’下人大解釋基本法制度和實踐為視角”[項目編號CLS(2014)C07]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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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劉港榕及其他人訴入境事務處處長案”判決([1999]3 HKLRD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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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在該《解釋》原文中有明確表述,《解釋》指出“終審法院的解釋又不符合立法原意……”“本解釋所闡明的立法原意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中?!輩渭購椴骸斷愀芻痙ń饈統逋恢蚍治觥?,載《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焦洪昌:《香港基本法解釋沖突之原因分析》,載《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此外,釋法者在解釋時對于社會學因素的考慮還可見于喬曉陽、肖蔚云等參與者的后續論述中,如喬曉陽在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規定的解釋情況”中的回憶;再如,肖蔚云:《略論香港終審法院的判詞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載肖蔚云:《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60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編:《香港基本法讀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51-3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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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洪昌主編:《港澳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頁。同時,參見喬曉陽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規定的解釋情況》,載中國網,//www.china.com.cn/zhibo/2004-04/06/content_8784597.htm, 2015年12月24日最后訪問。
曾蔭權;《關于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作出解釋的報告》,載香港政府網站.,//archive.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ontherecord/050406/html/050406tcl 1001.htm, 2015年12月24日最后訪問。
關于本次解釋背景的詳細情況,請參見李飛:《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條和第十九條的解釋(草案)〉的說明》,以及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書(終院民事上訴2010年第5、6、7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載人民網,//npc.people.com.cn/BIG5/15521301.html, 2015年12月27日最后訪問。
參見李飛:《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條和第十九條的解釋(草案))的說明》,載//news.xinhuanet.cora/ploctics/2014-08/31/c_1112298268.htm, 2014年9月1日最后訪問。
張志銘:《法律解釋操作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強世功:《文本、結構與立法原意——“人大釋法”的法律技藝》,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雖然隨后因為法律解釋技術的不成熟等原因,導致了“莊豐源案”中政府敗訴(參見曹旭東:《博弈、掙脫與民意——從“雙非”風波回望“莊豐源案”》,載《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6期),但總體而言,本次法律解釋的仍然基本實現了其解釋的目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載《〈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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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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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999年香港終審法院對《基本法》做出了違反程序和立法本意的解釋,隨后,行政長官向國務院報告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及時否定香港終審法院的解釋,保障了《基本法》的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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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旭東:《博弈、掙脫與民意——從“雙非”風波回望“莊豐源案”》,載《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6期。
參見王磊:《選擇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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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磊,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謝宇,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行政法論叢》第19卷(2016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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